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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在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但由于双方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极力阻碍。但压迫并没有使他们分手，反而使他们爱得更深，直到殉情。这样的现象我们叫它“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所谓“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就是当出现干扰恋爱双方爱情关系的外在力量时，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加强，恋爱关系也因此更加牢固。心理学家德斯考尔等人在对爱情进行的科学研究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父母或长辈干涉儿女的感情，这青年人之间的爱情也越深。就是说如果出现干扰恋爱双方爱情关系的外在力量，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更强烈，恋爱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牢固。这种现象就被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见到这种现象：父母的干涉非但不能减弱恋人们之间的爱情，反而使之增强。父母的干涉越多、反对越强烈，恋人们相爱就越深，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罗米欧与朱丽叶效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人们都有一种自主的需要，都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而不愿自己是被人控制的傀儡。一旦别人越俎代庖，替自己做出选择，并将这种选择强加于自己时，就会感到主权受到了威胁，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抗拒：排斥自己被迫选择的事物，同时更加喜欢自己被迫失去的事物。正是这种心理机制导致了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一代代地不断上演。心理学家的研究还发现，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高，价值越大，对人们越有吸引力；轻易得到的东西或者已经得到的东西，其价值往往会被人所忽视。因此，当外在压力要求人们放弃选择自己的恋人时，由于心理抗拒的作用，人们反而更转向自己选择的恋人，并增加对恋人的喜欢程度。中国民间过去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也就是说的这种心态。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男女的爱情之间，也会发生在许多地方。对于越难获得的事物，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越重要，价值也会越高。学者们尝试以阻抗理论（reactance theory）来解释这种现象，他们指出当人们的自由受到限制时，会产生不愉快的感觉，而从事被禁止的行为反而可以消除这种不悦。所以才会发生当别人命令我们不得做什么事时，我们却会反其道而行的现象。 是什么心理让这些被“棒打的鸳鸯”关系更紧密呢？心理学上的解释之一是，从选择自由与对所选择对象的喜爱程度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让我们先看一个实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莱姆在一个实验中，让一名被试面临A 与B 两个选择，在低压力条件下，另一个人告诉他“我们选择的是A”，在高压力条件下另一个人告诉他，“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都应该选择A”。结果，低压力条件下被试实际选择A 的比例为70%，而在高压力条件下，只有40% 的被试选择A。可见一种选择，如果选择是自愿的，人们会倾向于增加对所选择对象的喜欢程度，而当选择是被强迫的时候，便会降低对选择对象的好感。因此，当恋爱双方被强迫作出某种选择时，会产生高度的心理抗拒，这种心态会促使他们作出相反的选择，甚至会增加对自己所选择的事物的喜欢程度。生活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事例：某对恋爱的青年，尽管遭到父母的竭力反对、亲友的百般阻挠，两人非但不中止恋爱关系，反而更亲密，更大胆，有的甚至以自杀来对抗。另一种解释，是从维持认知平衡的角度来说的。一般情况下，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都是从内外两方面去寻找理由，当外在理由消失后，人们就会从内部去寻找依托。反之亦然。恋爱双方渴望接近对方等行为原因，可以解释为，由于双方内在的情感因素和外在亲人朋友的支持。当亲人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时，便削弱了恋爱的外在理由，这导致恋爱者的认知出现了不平衡，于是，他们只好把内在的情感因素升级，以解释自己恋爱对方的行为，使自己的认知重新处于平衡状态。这便是中学生在异性交往中，易把友情当恋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好奇心和个性的互补，在异性交往中，交往双方更容易获得满足感。但许多老师、父母对中学生的异性交往都疑神疑鬼，甚至明确反对，这就使交往者把满足感解释为双方的依恋，从而误认为自己已经坠入爱河。 从众心理： 从众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通常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对的。从众服从多数，一般是不错的。但缺乏分析，不作独立思考。不顾是非曲直的一概服从多数，随大流走，则是不可取的，是消极的“盲目从众心理”。学者阿希曾进行过从众心理实验，结果在测试人群中仅有1/4~1/3的被试者没有发生过从众行为，保持了独立性。可见它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从众性是人们与独立性相对立的一种意志品质；从众性强的人缺乏主见，易受暗示，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别人意见并付诸实行。 生活中有不少从众的人，也有一些专门利用人们从众心理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人，某些商业广告就是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把自己的商品炒热，从而达到目的。生活中也确有些震撼人心的大事会引起轰动效应，群众竞相传播、议论、参与。但也有许多情况是人为的宣传、渲染[而引起大众关注的。常常是舆论一“炒”，人们就易跟着“热”。广告宣传、新闻媒介报道本属平常之事，但有从众心理的人常就会跟着“凑热闹”。不加分析地“顺从”某种宣传效应，到随大流跟着众人走的“从众”行为，以至发展到“盲从”，这已经是不健康的心态了。多一些独立思考的精神，少一些盲目从众，以免上当受骗，方为健康的心理。 一位名叫福尔顿的物理学家，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测量出固体氦的热传导度。他运用的是新的测量方法，测出的结果比按传统理论计算的数字高出500倍。福尔顿感到这个差距太大了，如果公布了它，难免会被人视为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所以他就没有声张。没过多久，美国的一位年轻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也测出了固体氦的热传导度，测出的结果同福尔顿测出的完全一样。这位年轻科学家公布了自己的测量结果以后，很快在科技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福尔顿听说后以追悔莫及的心情写道：如果当时我摘掉名为“习惯”的帽子，而戴上“创新”的帽子，那个年轻人就绝不可能抢走我的荣誉。福尔顿的所谓“习惯的帽子”就是一种“从众心理”。 有的人对“从众”持否定态度。其实它具有有两重性：消极的一面是抑制个性发展，束缚思维，扼杀创造力，使人变得无主见和墨守成规；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有助于学习他人的智慧经验，扩大视野，克服固执己见、盲目自信，修正自己的思维方式、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如误会等。不仅如此，在客现存在的公理与事实面前，有时我们也不得不“从众”。如“母鸡会下蛋，公鸡不会下蛋”——这个众人承认的常识，谁能不从呢？在日常交往中，点头意味着肯定，摇头意味着否定，而这种肯定与否定的表示法在印度某地恰恰相反。当你到该地时，若不“入乡随俗”，往往寸步难行。因此，对“从众”这一社会心理和行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认为“从众”就是无主见，“墙上一棵草，风吹一边倒”。自然，生活中，我们要扬“从众”的积极面，避“从众”的消极面，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遇事和看待问题，既要慎重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做法，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从而使判断能够正确，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凡事或都“从众”或都“反从众”都是要不得的。 晕轮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H. Kelly)。如一个人最初被认定是好的，则他身上的其它品质也都被认为是好的，有似“爱屋及乌”的原理。它指个人在敬仰、爱慕他人过程中所形成的夸大了的社会认知。光环效应在爱情和偶像崇拜中最明显。 马太效应： 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马太效应在经济、教育、股市等领域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是研究宏观经济需要考虑的现象。 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于1955年由毕阙博士 （Henry K. Beecher）提出，亦理解为“非特定效应” （non-specific effects）或受试者期望效应。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效应亦同时存在——反安慰剂效应 （Nocebo effect）：病人不相信治疗有效，可能会令病情恶化。反安慰剂效应（拉丁文nocebo解“我将伤害”）可以使用检测安慰剂效应相同的方法检测出来。例如一组服用无效药物的对照群组（control group），会出现病情恶化的现象。这个现象相信是由于接受药物的人士对于药物的效力抱有负面的态度，因而抵销了安慰剂效应，出现了反安慰剂效应。这个效应并不是由所服用的药物引起，而是基于病人心理上对康复的期望。医务人员可以利用安慰剂，以激发病人的安慰剂效应。当对某种药坚信不移时，就可增强该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医疗质量。当某种新药问世，评价其疗效价值时，要把药物的安慰剂效应估计进去。如果某种新药的疗效与安慰剂的疗效经双盲法试用后，相差不大，没有显著的差异时，这种新药的临床使用价值就不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新药刚刚问世时，人们往往把它们当作灵丹妙药，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其热潮消失、身价下降的原因。安慰剂效应在药物使用过程中比比皆是。甚至如心绞痛这样严重的器质性疾病，使用安慰剂也有1/3以上的患者获得症状的改善，许多镇痛剂都具有明显的安慰剂效应。还有一些病人，在使用安慰剂时，也可出现恶心、头痛、头晕及嗜睡的药物副反应，这也属于安慰剂效应。使用安慰剂时容易出现相应的心理和生理效应的人，被称为安慰剂反应者。这种人的人格特点是：好与交往、有依赖性、易受暗示、自信心不足、好注意自身的各种生理变化和不适感、有疑病倾向和神经质。安慰剂效应是一种不稳定状态，可以随疾病的性质、病后的心理状态、不适或病感的程度和自我评价，以及医务人员的言行和环境医疗气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出现了安慰剂效应有时明显，有时不明显，或根本没有的现象。我们应当记住，在病人中安慰剂效应是较易出现的，大约有35%的躯体疾病病人和40%的精神病病人都会出现此种效应。也正由于病人有此心理特点，才使江湖医生和巫医术士得以有活动市场，施展其术。 期望效应： 期望对于人的行为的巨大影响。积极的期望促使人们向好的方向发展，消极的期望则使人向坏的方向发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森林塔尔等人为首的许多心理学家进行一系列研究，实验证明，学生的智力发展与老师对其关注程度成正比关系。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经做过一个教育效应的实验。他把一群小老鼠一分为二期望效应，把其中的一小群（A群）交给一个实验员说：“这一群老鼠是属于特别聪明的一类，请你来训练”；他把另一群（B群）老鼠交给另外一名实验员，告诉他这是智力普通的老鼠。两个实验员分别对这两群老鼠进行训练。一段时间后，罗森塔尔教授对这两群老鼠进行测试，测试的方法是老鼠穿越迷宫，结果发现，A群老鼠比B群老鼠聪明才智得多，都先跑出去了。其实，罗森塔尔教授对这两群老鼠的分组是随机的，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哪只老鼠更聪明。当实验员认为这群老鼠特别聪明时，他就用对待聪明老鼠的方法进行训练，结果，这些老鼠真的成了聪明的老鼠；反之，另个那个实验员用对待笨老鼠的办法训练，也就把老鼠训练成了不聪明的老鼠。罗森塔尔教授立刻把这个实验扩展到人的身上。1968年他和和雅各布森（A. L. Jacobson）教授带着一个实验小组走进一所普通的小学，对校长和教师说明要对学生进行“发展潜力”的测验。她们在6个年级的18个班里随机地抽取了部分学生，然后把名单提供给任课老师，并郑重地告诉他们，名单中的这些学生是学校中最有发展潜能的学生，并再三嘱托教师在不告诉学生本人的情况下注意长期观察。8个月后，当他们回到该小学时，惊喜地发现，名单上的学生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智力表现上均有明显进步，而且在兴趣、品行、师生关系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现象被称为“期望效应”，后来人们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典故，称这种现象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 (Hawthorne Effect)或称霍索恩效应起源于1924年至1933年间的一系列实验研究，由哈佛大学心理专家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提出此概念。 霍桑一词是美国西部电气公司座落在芝加哥的一间工厂的名称,是一座进行实验研究的工厂。 实验最开始研究的是工作条件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包括外部环境影响条件（如照明强度、湿度）以及心理影响因素（如休息间隔、团队压力、工作时间、管理者的领导力）。 1）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霍桑效应”也就是所谓“宣泄效应”。霍桑工厂是美国西部电器公司的一家分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这个厂请来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各种专家，在约两年的时间内找工人谈话两万余人次，耐心听取工人对管理的意见和抱怨，让他们尽情地宣泄出来。结果，霍桑厂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种奇妙的现象就被称作“霍桑效应”。2）1924年11月，以哈佛大学心理专家梅奥为首的研究小组进驻西屋（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他们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他们选定了继电器车间的六名女工作为观察对象。在七个阶段的试验中，支持人不断改变照明、工资、休息时间、午餐、环境等因素，希望能发现这些因素和生产率的关系——这是传统管理理论所坚持的观点。但是很遗憾，不管外在因素怎么改变，试验组的生产来效率一直未上升。历时九年的实验和研究，学者们终于意识到了人不仅仅受到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有自身主观上的激励，更有自身主观上的激励，从而诞生了管理行为理论。就霍桑试验本身来看，当这六个女工被抽出来成为一组的时候，她们就意识到了自己是特殊的群体，是试验的对象，这些专家一直关心的对象，是这些专家一直关心的对象，这种受注意的感觉使得她们加倍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是值得关注的。有一所国外的学校，在入学的时候会对每个学生进行智力测试，以智力测验的结果将学生分为优秀班和普通班。结果有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年之前入学的一批学生的测验结果由于某种失误被颠倒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优秀班其实是普通的孩子，而真正聪明的孩子却在普通班。但是这一年的课程成绩却如同往年一样，优秀班明显高于普通班，并未出现异常。原本普通的孩子被当作优等生关注，他们自己也就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额外的关注加上心理暗示使得丑小鸭真的成了白天鹅。 维特效应： 菲利普斯的理论叫做【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即自杀模仿现象。所谓「维特效应」指的是两百年前德国大文豪歌德发表了一部小说，名叫《少年维特之烦恼》，该小说有着异常强烈的时代精神，它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时代的普遍启蒙意义。对于维特的精神和性格，诸位定将产生钦慕与爱怜；对于他的命运，诸位都不免一洒自己的同情泪。小说发表后，造成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为此，好几个国家将《少年维特之烦恼》列为禁书。 菲利普斯研究兴趣之一就是追踪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代所出现的各种形式的「维特效应」。他发现对轰动性的自杀事件报道，在报道所涵盖的地区，紧接著自杀率就会有大幅度上升。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别人自杀身亡消息後，就启发了自杀念头，效仿了自杀者。这里面贯穿著一个社会认同原理，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其他内心痛苦的人采取了自杀的形式，他也就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的手段。菲利普斯是通过对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八年之间美国自杀事件的统计得到「维特效应」证据的。他发现每次轰动性自杀新闻报道後的两个月内，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五十八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次对自杀事件的报道，都杀死了五十八个本来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菲利普斯同时发现，自杀诱发自杀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对自杀事件广为宣传的地区。而且，这种宣传越是广泛，随後的自杀者就越多。例如,在媒体报道了玛丽莲梦露的自杀新闻之后,那一年全世界的自杀率是增长了10%；最近，深圳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维特效应”，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就像情绪上的“流感”。媒体对自杀新闻的大肆渲染对于一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具有强大的暗示、诱导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事件发生后，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大肆渲染。结果从当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9小时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楼自杀，其中5人不治，当月香港共有131宗自杀身亡个案，较3月份增加32%。有几名死者留下遗书，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在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至少有100万人自杀未遂。自2000年以来，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2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可以说，如果每一起自杀都要报道的话，恐怕整张报纸都装不完。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人自杀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当然跟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剧变化，人们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压力越来越大有直接的关系，自杀行为的增加，也不能全部怪罪于媒体。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媒体的自杀新闻与自杀行为的增加确实有不可回避的关联。仅仅出于敬畏生命的人道主义考虑，媒体也应该主动进行反思并警醒。社会可以关注自杀现象，但不应炒作自杀个案，或者把自杀“娱乐化”处理，而应该在报道中采访一些专家学者等，突出心理危机干预，从而启发公众对自杀背后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心理学家指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可带来愉快的情绪，可以减少孤独感、恐惧感和心理上的痛苦，并能宣泄不快情绪，从而减少心理压力。工厂封闭的环境、等级森严的管理、冷漠的人际关系，无疑都将对年轻人的自信心和人格产生巨大的冲击。 刻板效应： 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人进行机械的归类，把某个具体的人看作是某类人的典型代表，把对某类人的评价视为对某个人的评价，因而影响正确的判断。刻板印象常常是一种偏见，人们不仅对接触过的人会产生刻板印象，还会根据一些不是十分真实的间接资料对未接触过的人产生刻板印象，例如：老年人是保守的，年轻人是爱冲动的；北方人是豪爽的，南方人是善于经商的；英国人是保守的，美国人是热情的等等。 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包达列夫，做过这样的实验，将一个人的照片分别给两组被试看，照片的特征是眼睛深凹，下巴外翘。向两组被试分别介绍情况，给甲组介绍情况时说“此人是个罪犯”；给乙组介绍情况时说“此人是位著名学者”，然后，请两组被试分别对此人的照片特征进行评价。评价的结果，甲组被试认为：此人眼睛深凹表明他凶狠、狡猾，下巴外翘反映着其顽固不化的性格；乙组被试认为：此人眼睛深凹，表明他具有深邃的思想，下巴外翘反映他具有探索真理的顽强精神。为什么两组被试对同一照片的面部特征所做出的评价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原因很简单，是人们对社会各类的人有着一定的定型认知。把他当罪犯来看时，自然就把其眼睛、下巴的特征归类为凶狠、狡猾和顽固不化，而把他当学者来看时，便把相同的特征归为思想的深邃性和意志的坚韧性。刻板效应实际就是一种心理定势。 破窗效应：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于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辆，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就把人的这种心理命名为“破窗效应”。 来源：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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