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有个新称谓，叫“标题党”，说的是一些报刊特别是网站，为了引人关注，把新闻报道或文章的标题做得特刺激特夸张。

　　这里有投机取巧的成分，也有市场竞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当然也是传播技巧使然。就传播技巧而言，标题怎么做能引人关注与新闻报道重视导语是一个道理；就现实环境而言，网上喊冤叫屈或揭黑曝光的多如牛毛，不加“史上最牛”之类噱头就难以招徕“围观”。因此，对“标题党”，我只有摇首苦笑，且看如何自然演进。

　　而对“标签党”，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是因为，他们：轻者，“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重者，袭用“扣帽子”、“打棍子”的老谱，破坏了“有话好好说”的氛围，迹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煽动。

　　何谓“标签党”？那就是把复杂的社会群体、复杂的个人乃至复杂的社会现象，有意简单化、漫画化，加以一个污名甚至罪名，然后义正辞严地简单粗暴地讨伐之。

　　以本人经历为例。世纪之交，本人撰文鼓吹“公民写作”，后来得了个“鲁迅文学奖”，便被人指责为“投降”、受“招安”，贴上了“焦大”乃至“犹大”的标签。这就是当年“创造社”的郭沫若与成仿吾们给鲁迅贴上“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标签的老谱，无非标榜“唯我独革”。

　　1996年，我撰文批评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是“粗制滥造的标本”，算是在一片喝彩声中唱了一点反调；五个“说不”者在他们的续作《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一再辱骂我是“汉奸”。五人中，如今有耻于提起这段历史的，也有故伎重演参与牟“爱国”财的，而我还是我，并没有被他们骂倒——这是与“文革”年代颇为不同的，扣帽子、打棍子者，手中无实权，也不可能结成实体的帮派打上门来。

　　“文革”时给人贴的标签（扣的帽子），通常是“三反分子”、“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乃至叛徒、特务等，极少有骂“汉奸”的，因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办了一批汉奸，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又惩办了一批，是否“汉奸”都由法条定义，不是随便都能往谁头上扣帽子的。

　　有位网友撰文说：最近我查阅了一些人的文章，发现他们胆大包天，居然瞒着党中央把“汉奸”的定义给偷换了。

　　虽然他们不敢明确地给“汉奸”开出一个新的定义，但他们确实是在到处使用着他们的逻辑和定义：只要你揭露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你就是卖国，你就是唱衰中国，你就是个汉奸。

　　总而言之，只要他不喜欢你，你一定就是汉奸。其实，无论按照这些人的任何有关汉奸的定义，他们自己都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每当这样的人开始打人，中国就开始受难，人民就遭殃。每当他们放下棍子，中国就发展，就前进，人民就喜气洋洋，安居乐业。

　　而在我看来，如今轻易地说“左”道“右”，也是在贴标签，也不可取。咱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力求在民主、法治等价值目标上达成社会共识，或叫最大公约数。否则，你给我贴标签，我给你贴标签，岂不是回到了文革“唯我独革”、“打派仗”、“帽子满天飞”的时代？

　　顺便说一下，什么“官二代”、“富二代”、“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以及有些学校的评优（评差）活动，其实也是“标签党”的做法，应该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