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情绪激动砸碎玻璃（屋子里是36名涉案嫌疑人）。　

17岁少年在路边吃一碗米线，却被30多名身穿统一服装的男子手持钢管、木棒暴打身亡，事后家属被告知“打错人了”。2011年10月7日，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街道办被200余名村民围堵，要求给一个说法。

　　10月7日凌晨2时许，17岁，在上中专的符国俊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在大板桥阿依村盛世之都KTV唱完歌后，和表弟崔文豪来到附近烧烤摊吃宵夜。突然，30多名身穿同样服装的男子手持钢管、木棒朝兄弟俩打过来，符国俊随即被打翻在地。“有的20多岁，有的和我差不多，衣服背后都有编号。”崔文豪说。当天1点40分唱完歌出来时，发现KTV门口有人打架，“我们当时还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走开了。”不到半小时，惨剧发生。符国俊被送到云桥医院时，已经没有知觉。10时许，转到延安医院的符国俊抢救无效死亡。

7日下午，200余人堵住了大板桥街道办。在街道办一处花坛内，有10余根钢管和木棒，一根木棒上还带着血迹。死者的父亲符昆告诉记者，这就是凶器。据在场人员介绍，这些人都是红沙坡村村民，也是符国俊的亲友。大院内20余名警察将36名抱头蹲地的男子围成一圈，拦住情绪激动的村民。而在不远处，一辆警车也被部分村民“围攻”，一名男子抱头坐在车里。据了解，男子自称是大板桥街道办城管中队分队长：“昨晚打人的是我的属下，我们都是昆明一家保安公司的员工。前段时间，因为拆迁我们和某居民产生纠纷。当晚，我所在的保安公司老板打电话，说我们的人被砍了。我赶到现场时，就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

死者的女朋友情绪激动拿着铁板要去砸玻璃。

崔文豪的父亲告诉记者，当天2点半，他和符国俊的父亲赶到事发现场时，已有民警在维护秩序，打人的30余人仍在现场。“我们询问对方为何打人，一名带头男子告诉我们：‘你们不用问我，去找我们的人处理。我们打错人了，医药费我们出。’然后他们喊着‘1、2、1’的口号迅速离开，我们开车跟着，看见他们进了街道办的大院。”崔文豪的父亲说。

16时30分，先前被“保护”的36名男子被转入一间办公室，村民要求他们穿上打人时的“制服”。一位村名说：“他们说昨晚发生的事是个人行为，这个说法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穿上制服让我们拍张照，我们就走。”但直到2小时后记者离开，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17时许，大板桥街道办党委副书记、大板桥派出所所长王江海在媒体通报会上说：“昨晚2点22分，所里接到报警，盛世之都门口有人斗殴。而出警后，民警却发现死者符国俊躺在KTV40米外，并控制了打人一方为首的4人。大部分人穿着作训服。但街道办内被控制的36名人员身份，目前尚不清楚，村民堵住街道办，我们的调查工作受阻。是不是打错了人，还需要调查。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打人一方和街道办属于劳务雇佣关系，系昆明市某保安公司员工。”

涉案嫌疑人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与大板桥街道办事处这一回应显然助长了人们质疑的情绪。按照一般的逻辑，发生了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官方有必要积极、及时保持与媒体的沟通，以便尽快澄清传播中的一些不实之言，以清除谣言滋生的土壤。然而，事发地部门的回应本身和消极躲避的态度，却白白浪费了与民沟通的大好机会，从而将自己划入不被民众信任的行列。

不过，从大板桥街道办的回应来看，淤积在基层的治理乱象绝不仅仅限于与媒体沟通意识的不足这一点，而是更大程度地表现在基层权力本身的失范之状。按照大板桥街道办苏副主任的说法：“7日晚上是因KTV内发生冲突事件，那边的保安就打电话到街道办叫这边的保安过去。这边保安过去时，消费的人已走，他们就去找，先是在街上找到两个人，将两人打伤，之后才找到符国俊。”为了撇清街道办和参与殴打行为的保安之间的关系，苏副主任还表示：“事发当晚，街道办的保安过去，并没有得到街道办的同意，而是被瑞邦保安公司派去的。街道办的40名保安属于非公务人员，也不是在正常用工期间。”

不过，苏副主任的辩白或许可以暂时缓解人们对街道办的质疑与不满，却透露了另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基层权力正在被外包。事实上，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40名保安已经与街道办签署了劳务合同，并且在合同内规定，被派到街道办后他们不得再被派往他用。然而，吊诡的是，合同规定这些保安的管理职责却依然归属瑞邦保安公司。也就是说，这群保安分属两个机构——— 街道办和保安公司管辖，一旦保安进入工作状态，到底是公务行为还是私务行为，也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今天的中国，无论城乡，基层社会都处于一个矛盾不断喷涌的状态。大板桥街道只有40名城管，要应付庞杂而琐碎的大小事务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该街道办与瑞邦保安公司签订了协议，即由瑞邦保安公司派遣40名保安过来协助城管工作。这样的怪诞局面，这几年已不鲜见，从驻京办雇请黑保安抓捕上访者的新闻中，从私人部门——— 市场中寻找暴力资源，来维持治理的有效进行正在成为各地基层政府的一种普遍的倾向。显然，从这一选择也可以看出，基层的治理者更信任经济领域提供的保安力量，而对基层社会本身的自治模式心存芥蒂。

然而，引入私人部门的暴力资源来应对公共治理，或可解基层政府一时的燃眉之急，却也容易诱发更大治理困境。此次有关40名保安围殴17岁少年致死一案便是这一困境的典型体现：一旦政府购买服务的暴力资源触犯普通公民的基本权益，政府本身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即使如苏副主任所言，这些保安的行为未经街道办同意，而是为保安公司所指派，那么也给出了这些保安到底归属谁指挥的问题。正如公务员的私人行为要受到其身份的制约，如果合同本身规定了保安工作的公共属性，那么即使保安私自触法，也必然与其雇佣单位产生联系。更何况，现在的情况是，归属公共部门的保安却轻易被私人部门调动了，并且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打死人事件。

这一切的乱象，根源都在于目前基层治理中所盛行的权力外包现象，以此为基点，又衍生出了种种怪异事件。而这些频繁爆出的怪异事件，侵蚀的恰恰是普罗大众对基层政府残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