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邮报刊登地铁撞向韩国男子图片一事，是新闻摄影中经常引起争议的伦理问题，您是否赞同摄影师抢拍这类照片？摄影记者事后解释称，他当时是想用闪光灯提醒地铁司机，您这个解释是否能够接受？
这张照片上看，从这个画面、特别是列车车厢压缩的透视关系上看，摄影记者使用的是中、长焦镜头，也就是是说，摄影记者距离事发地点Spot，有相当长的距离。
设想诺大的国际大都市——纽约地铁站，人山人海的大众突然没了，只剩下被害者、谋杀犯、摄影师三个人，这真是把人类社会割裂了，割裂的社会，产生分裂的精神。在一个火车司机刹不住进站（或出站）减速的列车，执勤警察不见踪影，其他乘客荡然无存，天眼、鹰眼、CIA、FBI如水银泻地……的地铁站上，唯一称职的——就只有这个可怜的摄影记者俄。
从福尔摩斯到007，记者都是优雅、从容的职业。他们大都天性高贵，受过良好教育，即使啃半块黑面包，也要铺上雪白的台布。他们用诗德楼铅笔，Parker、Mont Blanc……从容地在本子上勾划，字斟句酌、反复咀嚼，经大脑发酵之后，再口吐莲花。遇到拒绝记录的场合，他们只能用速记符号写到餐巾上，或是把衬衣袖口当速记本。
两次世界让Contax 、Leica 的影像记录方式脱颖而出，但很快就被韩战、越战的Nikon “大F”取代，那真是一个夕阳武士的浪漫年代。
现而今的“记者”凭借互联网技术已经很少进入现场，编辑更是链接、复制、粘贴的“粘辑”。我亲历的“季羡林被盗案”被炒得沸沸扬扬，自始至终竟没有一个记者见过季羡林本人！
《落轨男子求生照惹争议 先拍照还是先救人？》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话题，媒体娱乐化，机械地把错综复杂的“人的事件”简化成非A即B。 《纽约邮报》12月4日头版显示，一名男子在地铁铁轨上求救，身后是驶来的列车，文字说明“被推下地铁，这个男人马上就要死了”。——一名掉下地铁的男子双手紧紧扒住站台边缘，旁边是疾驰而来的地铁列车。照片上的粗体字写着“在劫难逃”，还有一行小字“被推下地铁，这个男人马上就要死了”。
12月3日，纽约皇后区一地铁站内，一黑人男子将一名58岁的韩裔男子推下站台，此前两人并不认识。目击者称，当时这名男子奋力挣扎。为《纽约邮报》工作的自由职业摄影师乌玛尔·阿巴斯正在等车，抓拍到韩裔男子扒住站台的照片。4日，这张照片登上了报纸头版。“我开始奔跑，希望司机能够看到闪光灯。”阿巴斯说，司机可能看到了，但是掉落站台的男子仍然遇难。阿巴斯说列车将他“撞得像一个破碎的布娃娃”。
当读者看到《纽约邮报》的照片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疑问：“为什么摄影师不去救人？”在社交网站“推特”上，骂《纽约邮报》非常“卑劣”。读者不去责问靠纳税人养活的警察、靠赚旅客钱的地铁、涉嫌谋杀罪的黑人……照他们的SB逻辑，拍《士兵之死》的罗伯特·卡帕（Roert Capa）就该上绞刑架，因为他没有替法西斯佛朗哥挨枪子儿，而是站在一旁端着相机看热闹。
阿巴德·桑托斯说：“用闪光灯引起列车司机的注意——当遇难者正攀着地铁沿求生的时候，这种所谓帮人的办法看起来没有必要。” 面对生死一线的时刻，摄影师或者记者到底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采访？选择拍照的摄影师并非阿巴斯这一个。1994年，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拍摄了一张即将饿死的非洲儿童照片，上面的小孩子皮包骨头，后面一只专吃尸体的秃鹫紧紧盯着孩子。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但是也受到公众强烈抨击，不久被舆论所迫，毅然自杀。其他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勉强能颐养天年的，大多也想尤金·W·史密斯那样贫病交加，死于精神疾病。
拍得这幅照片的摄影师乌玛尔·阿巴斯事后回忆：“我开始奔跑，希望司机能够看到闪光灯。司机可能看到了，因为车子减速了，但是掉落站台的男子被列车撞得像一个破碎的布娃娃。”
1987年，新华社摄影部成立新闻中心，一共有王景堂、柯林谓、李启华、李晓果、罗越美、我6个人，由于是改革开创的新生事物，连公章都是我找西城分局倪陈杰私刻的。我既当编辑又当记者，办公桌在口子楼二层中央组。组长刘东鳌不止一次问过我：“你采访的时候，如果有人行刺邓小平，你该怎么办？”我说：“我站在我原来的位置上过胶卷、设光圈、聚焦、按快门……”他问：“为什么？”我说：“所有道德都该具体分析，工作时就该讲职业道德。我的职业是拍照。如果我奋不顾身掩护首长，弄不好还扰乱了8341和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因为那是他们的专业，而拍照是我的专业，我只负责记录伟大领袖和他们伟大卫士的伟大，还有反革命分子的渺小……”
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科学化”社会，《1984》中的CCTV、社会警察、精神警察无所不在。现实接触的突发事件中，每个细微之处都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警察遍地，穿官衣的不穿官衣的总在第一时间——封锁现场、清理人群、设置电子干扰、封闭无线通讯空间……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哪儿轮得上我学雷锋？
这点常识，地震、洪水、游行、动乱、镇压……我都冷静地拍照。就是和拉宾、沙龙、萨达姆、卡扎菲拍照、合影的时候也没动掐死他们的念头。因为我是摄影记者。在这个精神分裂的世界，我的职业道德没有变形。
纽约邮报刊登地铁撞向韩国男子图片一事，是新闻摄影中经常引起争议的伦理问题，您是否赞同摄影师抢拍这类照片？摄影记者事后解释称，他当时是想用闪光灯提醒地铁司机，您这个解释是否能够接受？
这张照片上看，从这个画面、特别是列车车厢压缩的透视关系上看，摄影记者使用的是中、长焦镜头，也就是是说，摄影记者距离事发地点Spot，有相当长的距离。
《纽约邮报》12月4日头版显示，一名男子在地铁铁轨上求救，身后是驶来的列车，文字说明“被推下地铁，这个男人马上就要死了”。——一名掉下地铁的男子双手紧紧扒住站台边缘，旁边是疾驰而来的地铁列车。照片上的粗体字写着“在劫难逃”，还有一行小字“被推下地铁，这个男人马上就要死了”。
12月3日，纽约皇后区一地铁站内，一黑人男子将一名58岁的韩裔男子推下站台，此前两人并不认识。目击者称，当时这名男子奋力挣扎。为《纽约邮报》工作的自由职业摄影师乌玛尔·阿巴斯正在等车，抓拍到韩裔男子扒住站台的照片。4日，这张照片登上了报纸头版。“我开始奔跑，希望司机能够看到闪光灯。”阿巴斯说，司机可能看到了，但是掉落站台的男子仍然遇难。阿巴斯说列车将他“撞得像一个破碎的布娃娃”。
当读者看到《纽约邮报》的照片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疑问：“为什么摄影师不去救人？”在社交网站“推特”上，骂《纽约邮报》非常“卑劣”。读者不去责问靠纳税人养活的警察、靠赚旅客钱的地铁、涉嫌谋杀罪的黑人……照他们的SB逻辑，拍《士兵之死》的罗伯特·卡帕（Roert Capa）就该上绞刑架，因为他没有替法西斯佛朗哥挨枪子儿，而是站在一旁端着相机看热闹。
阿巴德·桑托斯说：“用闪光灯引起列车司机的注意——当遇难者正攀着地铁沿求生的时候，这种所谓帮人的办法看起来没有必要。”
面对生死一线的时刻，摄影师或者记者到底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采访？选择拍照的摄影师并非阿巴斯这一个。1994年，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拍摄了一张即将饿死的非洲儿童照片，上面的小孩子皮包骨头，后面一只专吃尸体的秃鹫紧紧盯着孩子。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但是也受到公众强烈抨击，不久被舆论所迫，毅然自杀。其他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勉强能颐养天年的，大多也想尤金·W·史密斯那样贫病交加，死于精神疾病。
拍得这幅照片的摄影师乌玛尔·阿巴斯事后回忆：“我开始奔跑，希望司机能够看到闪光灯。司机可能看到了，因为车子减速了，但是掉落站台的男子被列车撞得像一个破碎的布娃娃。”
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科学化”社会，《1984》中的CCTV、社会警察、精神警察无所不在。现实接触的突发事件中，每个细微之处都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警察遍地，穿官衣的不穿官衣的总在第一时间——封锁现场、清理人群、设置电子干扰、封闭无线通讯空间……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哪儿轮得上我学雷锋？
这点常识，地震、洪水、游行、动乱、镇压……我都冷静地拍照。就是和拉宾、沙龙、萨达姆、卡扎菲拍照、合影的时候也没动掐死他们的念头。因为我是摄影记者。在这个精神分裂的世界，我的职业道德没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