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秦的空间

1973  文革“白卷英雄”张铁生被推到“台前”背后



当年的张铁生是“风云人物”

　　背景

　　2003年10月，湖北《打工》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该文章引起当事人张铁生强烈不满。12月25日，张铁生以侵权名义将《打工》杂志及该文作者程龙华诉至沈河区人民法院。其间，沈阳一家媒体又发表报道，称程龙华的采访采取了欺骗手段。

　　12月31日，本报刊发《张铁生起诉〈打工〉真相调查》一文，将本报记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到的事件发生前后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

　　2004年1月1日，《打工》杂志记者程龙华就此事发表声明，表示关于其文中所写是否属实“相信法律自有公论”，并表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有权用笔写下我眼中的真实，广大的读者也有权知道这个真实。”

　　张铁生再次被推到“前台”背后

　　关于张铁生的相关报道继续在升温。不知这是否是张铁生的“失算”：满腔愤怒化为一纸诉状，换来的却是生活的加倍躁动。

　　本报继推出“张铁生起诉〈打工〉真相调查”、“《打工》杂志记者程龙华发表看法”二篇文章后，又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了此事件的几名知情人，他们披露了《打工》记者程龙华采访张铁生的具体细节。

　　选题“害”了张铁生

　　据知情人介绍，2002年12月，沈阳一家报社的记者向《打工》杂志编辑(记者)程龙华反映，“曾经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现在沈阳的一家企业工作，生活很富裕，这个选题是否适合《打工》杂志”。程龙华就此请示了〈打工〉杂志的领导并得到支持。程龙华当即与沈阳提供线索的记者联系，约他采访张铁生，说如果张铁生能接受采访，稿酬从优。于是，这名记者尝试着与张铁生联系。张铁生态度鲜明，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位记者放弃了，告诉程龙华自己没有采访到张铁生。程龙华于是向领导作了汇报。之后，杂志社发动〈打工〉的其他编辑利用各自的作者群联系张铁生。2003年年初，〈打工〉杂志的一些编辑陆续来沈阳寻找能联系上张铁生的作者。据了解，当时〈打工〉杂志的编辑几乎找遍了辽宁所有的“写手”，不过始终未能如愿。

　　2003年7月，程龙华改变战术，开始通过外围了解张铁生的人生经历。程龙华通过朋友获得了在葫芦岛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杨某的电话，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商谈采访张铁生亲属的事情，希望从张铁生的亲属口中了解张铁生的人生经历。杨某曾是〈知音〉集团所属刊物的“实力派作者”，因为张铁生是葫芦岛新城人，程龙华约他共同采访张铁生。按约定，程龙华与杨某共同负责采写张铁生稿子，如果文章通过终审，《打工》杂志按每千字四百元支付杨某稿酬，能发表6千字左右。

　　2003年7月中旬，两人费尽周折，在葫芦岛找到了张铁生的弟弟，但张铁生弟弟的答复是“拒绝采访”，张铁生曾表示过，“我的亲人也不能接受记者采访”。程龙华想通过侧面采访张铁生的愿望就此夭折。

　　程龙华没有放弃。程龙华听说，在辽宁日报所属的〈半岛晨报〉做记者的王冬梅与张铁生相熟。于是，程龙华又与王冬梅联系，约她采访张铁生。王冬梅没有拒绝，不过也一直未拿出稿件。

　　总部出马“曲线救国”

　　本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打工杂志进行了大半年的约请，但各路作者均没有成功采访到张铁生。程龙华于是决定独自到张铁生所在的禾丰公司沈阳分部试试看，但到沈阳后，程龙华没有见到张铁生。程龙华又到公司的总部北京寻找张铁生，在北京公司的董事长金卫东接待了程龙华。

　　金卫东向程龙华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情况，也介绍了张铁生作为公司股东的一些情况。采访还算顺利，程龙华回到武汉〈打工〉杂志后，撰写了一篇稿件，主标题为“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为百万富翁”，副标题为“为禾丰公司董事长讲述张铁生的打工故事”。但这篇文章没有通过三审，原因是“缺少感人的细节”。

　　程龙华又与禾丰公司董事长金卫东联系，并要来了张铁生家中的电话。当天晚上，程龙华从武汉将电话直接打到张铁生的家里。据说，张铁生当天晚上很兴奋，在电话中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沉沉浮浮”。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张铁生自己没有想到，他“认为的聊天”变成了采访，变成了铅字，变成了网文。

　　据一些知情人介绍，程龙华对金卫东和张铁生的采访都有录音，是不是在张铁生不知情情况下录的，目前不得而知。与张铁生的“率性”相比，打工杂志历时一年的采访和运作显得颇费心机。

　　曾经在“政治至上”的社会成为风云人物的张铁生，在商品社会里，再一次被推到前台。

　　后记：2004年1月5日，本报记者利用一天的时间试图与《打工》杂志执行副总编钱钧取得联系，听取其对于此事的看法，不过对方电话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听。5日下午2时许，记者终于拨通了钱钧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端一位男士说，“我不是钱钧，钱总去《知音》集团开会了，明天可能在”。记者向他询问《打工》杂志的传真号，想将采访提纲发给钱钧，但他回答，“我不知道〈杂志社〉的传真号，要采访还是同钱总本人联系”。记者询问钱钧的手机号，他仍然说不知道。当日下午4时许，记者拨通了〈打工〉杂志执行主编王应鲲办公室的电话。她说，“你们不是已经发过稿子了吗？为什么替张铁生说话？”。记者问她的观点能代表〈打工〉杂志吗？她说，“我们的观点，在网上可以看到。”下午5时30分，记者联系上了一位〈打工〉杂志的编辑，她说，“我们杂志的领导开过会，不许将领导的手机号告诉沈阳的记者，只要看到沈阳记者的电话，一律不接”。

　　2004年1月6日下午15：47分，本报记者与程龙华取得联系，他已经收到了本报传给他的稿子。程龙华说，"杨某本来就是我们(《打工》杂志)的作者，我只是和杨某约稿，没有和他一起去采访张铁生的弟弟"。不过在得知杨某方面已经向本报证实此事后，他又说，“现在官司还没有开庭，你不能发稿子。”

　　记者再次请程龙华解释“张铁生指责程龙华采访他是采取欺骗手段的”。程龙华说，“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隐藏在真实的背后’。”记者请他具体谈谈采访张铁生的经过，他说，“关于采访经过，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只是在法庭上才能说。”(本报记者卓君吴强)

　　记者附言：张铁生一直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来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在他的再三拒绝下，媒体是否有权利打破一个他的平静生活？媒体所强调的大众的知情权和普通百姓的“安静权”、隐私权，哪个更重要？欢迎广大读者对此发表看法。

　　调查延伸

　　《打工》杂志执行副总编如是说

　　2004年1月6日下午，本报记者与程龙华取得联系。他已经收到了本报传给他的稿子。程龙华说，“杨某本来就是我们(《打工》杂志)的作者，我只是和杨某约稿，没有和他一起去采访张铁生的弟弟。”不过在得知杨某方面已经向本报证实此事后，他又说，“现在官司还没有开庭，你不能发稿子。”

　　记者再次请程龙华解释“张铁生指责程龙华采访他是采取欺骗手段”。程龙华说，“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隐藏在真实的背后。”记者请他具体谈谈采访张铁生的经过，他说，“关于采访经过，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只是在法庭上才能说。”

　　1月6日下午4时45分，湖北《打工》杂志执行副总编钱钧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代表《打工》杂志发表看法。

　　①迄今为止，《打工》杂志还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他们只是在网上看到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的消息。

　　②指责本报的稿子有倾向性。在看到本报记者传真给《打工》的文章“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真相调查”追踪之二《张铁生再次被推到“前台”背后》后，钱钧认为，文章中的两个副标题“选题‘害’了张铁生”、“总部出马‘曲线救国’”带有很强的倾向性，这样的表述是褒义、是贬义谁都会明白。

　　③《打工》杂志的稿费不仅仅是“千字400元”。如果约到好稿子，会支付更多的稿酬。

　　④张铁生的稿子发表后的反映。昔日“白卷英雄”发奋，如今张铁生成为“千万富翁”的文章在《打工》杂志发表后，虽然张铁生是历史人物，但是读者反映平淡，读者不太关注张铁生这个历史人物。奇怪的是，媒体却很关注张铁生。媒体的关注是狗尾续貂、还是貂尾续狗，我们《打工》不清楚。在法院判决之前，其他地方的媒体都很平淡，为什么沈阳的媒体会这么关注张铁生事件？

　　⑤张铁生稿子的价值。钱钧承认他非常重视张铁生这个选题。因为张铁生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打工》杂志的定位是关注打工族的生存状况，全方位反映蓝领、白领、金领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发表《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一文，本意是想从正面写张铁生先生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自身努力，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改变命运的故事。

　　⑥《打工》发行量是保密的。

　　⑦张铁生不是一个普通人。本报记者在给《打工》执行副总编钱钧的采访提纲中写道，“作为媒体，我们拥有知情权，告诉读者事实的真相，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应该享有安静权，大众传媒有没有权利去打扰一个普通人的安静的权利。”钱钧认为，“张铁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将要上市的公司的领导。媒体有权利告诉一个公众人物的真相。”在禾丰公司的网站上有张铁生本人的相片。张铁生的人生经历，网站上也有介绍。

　　⑧关于张铁生是否同意采访。禾丰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在接受程龙华采访时介绍了张铁生的情况。程龙华与张铁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他知道程龙华是记者，这应该代表接受采访。

　　⑨关于“张铁生”一稿的审查问题，《打工》杂志对任何稿子的审查都很严格，也包括张铁生的稿子，在稿子签发前，还会咨询法务部的同志。

　　⑩《打工》杂志尊重新闻事实。

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发掘



1974年3月，位于秦始皇陵东侧西杨村的农民，在一片荒瘠的砂石地上挖井，偶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和青铜兵器。临潼县文化馆主管文物工作的赵康民先生，闻讯立即赶到现场，让农民把挖井的工程暂停，搜集了已经散失的文物，并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清理。

　　这一发现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家文物局随即派出考古、文物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并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考古队于1974年7月15日进入考古工地，经过一年多精心的钻探和试掘，发现这是一座大型的兵马俑坑，即1号俑坑。它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距现地表深4．5～6．5米，面积达14260平方米。根据试掘部分陶俑、陶马排列的密度推算，1号坑内有陶俑、陶马约6000件。1976年在1号坑的北侧，又先后发现了2号和3号兵马俑坑。2号俑坑位于1号俑坑的东端北侧，两坑相距约20米，2号坑的平面呈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距现地表深5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内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3号俑坑位于1号俑坑的西端北侧，两坑相距25米，3号坑的平面呈不规则的“凹”字形。面积为520平方米，坑内有陶俑、陶马70件。

　　1、2、3号兵马俑坑的总面积2万余平方米，共有陶俑、陶马约8000件，像个庞大的地下军团。目前，1号兵马俑坑已发掘了三分之一（计4000平方米），三号兵马俑坑已全部发掘，2号兵马俑坑正在发掘。3个俑坑内现已发掘出土陶俑、陶马2000余件，战车30余乘，各类青铜兵器40000余件，还有大量的其他遗迹、遗物。陶俑、陶马的大小和真人、真马相似，种类众多，有车兵、步兵、骑兵等不同的兵种，排列有序，气势磅礴，是秦王朝强大军队的缩影。

1975年 中国农林科学院鉴定并推广杂交水稻



５月８日，刚从美国归来的袁隆平院士，像往常一样，走进了试验田。

　　黝黑的面庞依旧，坚定的步伐依旧，“袁氏发型”依旧。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作息。试验田是他生活的一个重心，因为那里种着他心爱的杂交水稻。

　　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攻关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困难面前，都始终坚守目标，锲而不舍进行科学探索；在杂交水稻领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项重大技术创新，都贡献出了非凡的经验、智慧与学术思想。

　　在他的引领下，我国拥有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技术，人类拥有了驱逐饥饿新的希望。

　　７７岁的袁隆平，壮心不已。

　　使 命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新的起点期待新的奇迹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３日，农历七月初九。

　　８月的长沙，天气炎热，空气里一丝凉风都没有。可袁隆平却觉得这天热得畅快，热得舒坦。

　　因为这一天是袁隆平７５岁的生日，也因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客人。

　　这一天，温家宝总理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视察。

　　看过试验田里穗大叶壮、谷粒硕大的超级稻，听过袁隆平的汇报，温家宝总理说，袁老师研究发明的超级稻有重大科学价值，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后累计增产粮食４０００多亿公斤，为中国人养活自己做出了重大贡献。发展农业要靠政策，靠投入，归根结底要靠科学技术。

　　总理的评价，让袁隆平如沐春风；总理的嘱托，让袁隆平深感振奋。

　　这一年，袁隆平向世人宣布了第三期超级稻目标：在２０１０年，亩产要达到９００公斤；同时要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袁隆平设想，在２０１０年将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到１５００万公顷，按照每公顷增产２吨粮食计算，就能多产３０００万吨粮食，多养活１亿多人。

　　这一年，距离他与杂交水稻携手之始已有４５年。

　　４５年，弹指一挥间。袁隆平要让所有人远离饥饿的追求没变；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没变；他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没变。

　　此前一年，超级稻二期目标提前实现，超过８００公斤的亩产，让中国的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继续领跑世界，这一领先的纪录已经保持了３０年。

　　让杂交水稻的潜力充分迸发，让人民不仅吃饱还要吃好，面向未来，使命仍然在肩。

　　本 色

　　科学研究的本色是创新，科学家的使命在于探索未知，他们真正的快乐也来源于此

　　科学家的使命在于探索未知。从步入科学殿堂的第一天起，创新就已经深深烙入袁隆平的人生信条里。

　　地里的杂交水稻绿了又黄，农民的谷仓里装满丰收的稻谷，寓言着他丰厚的创造力。

　　１９６０年，当袁隆平立志用农业科技击败饥饿威胁时，“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成为横亘在他面前的理论禁区。

　　当年，一株“鹤立鸡群”的高产异型稻株，吸引了袁隆平的眼光；第二年在它的后代身上，优势完全退化分离，难道这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能不能育成人工杂交稻？袁隆平的智慧火花在那一刻点燃。

　　多年后，他的弟子说，“袁老师绝不是第一个见到异型稻株的人，但却是第一个找到其本质规律的人。也正因为他敢于打破常规，才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创新是科研的本色，但在关键时刻对于研究路线的重大决策更能显示大师应有的本色。

　　功底深厚，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在众多农业科学家眼中，袁隆平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战略之魂”。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节点，几乎每一次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１９８７年，距离杂交水稻首次大面积推广已过去１０年。袁隆平又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在他的设想中，杂交水稻的育种方式必须由繁到简，未来要从三系到两系再到一系。这个后来被世界农业科技界誉之为“袁隆平思路”的卓越构想，把科学探索推向了又一个全新的境界。

　　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想要超越自我，就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当袁隆平提出要选育亩产７００公斤以上的超级稻时，就连跟随他多年的助手们，都怀疑“这怎么可能？”

　　“要是能够轻易做到，我把你们叫来做什么？”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一向笑容可掬的袁隆平拉长了脸。他认为，尽管日本和国际水稻研究所都没能在“超级稻”上取得突破，但“别人没做到的，不等于我们不能做。我不愿停留在原有成绩上，要出新成果。”

　　袁隆平告诫助手们：“搞科研，要有一种在国际上争先的精神。就像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人家后头。”他要的就是抢占杂交水稻研究的国际制高点。

　　袁隆平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新世纪的第一年，超级稻首期亩产７００公斤的目标顺利实现。

　　奋 斗

　　他喜欢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行路难》。他以这种方式告诉世人：“探索科学的道路是艰难的，但不管怎么难，科学工作者都要义无反顾走下去……”

　　中国杂交水稻的成长史，就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奋斗史。

　　年过古稀，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可袁隆平却依然坚守在一线，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田，上午９点半到１０点半，下午３点半到４点半，是他固定到试验田的时间。越是打雷刮风，越是下大雨，他越要到田里面去看看，因为那是检验他的“宝贝”的关键时刻。

　　袁隆平对试验田如此痴迷，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他说，“我们搞育种的，就是要坚持在第一线，这样才会发现新品种，才会接近灵感。”

　　奋斗在一线，是袁隆平的行动指南。

　　在实验的最初６年里，袁隆平与两个学生尹华奇、李必湖先后用１０００多个品种的常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雄性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３０００多个测交和回交实验，始终没有成功。上千次的失败没有摧垮袁隆平创造成功的信念。

　　为了寻找野生稻，袁隆平师徒千里迢迢，远赴云南和海南，他们经历了“三只老鼠一麻袋，三只蚊子一盘菜”的艰苦；也在滇南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为了加快杂交育种更代繁殖，袁隆平师徒开始了候鸟一样追赶季节南来北往的岁月。３９个春节，袁隆平在天涯海角度过。

　　袁隆平师徒犹如拓荒牛般，耕耘着希望，探求着绿色生命的本质。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９７０年，“野败”的发现，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一扇成功的窗户。但是试验田里只长稻草不长谷，让那依稀的亮光似乎黯淡了。面对怀疑，袁隆平依然冷静，改进品种组合，３年创造了亩产５０５公斤的优良战绩。

　　一个阶段的成功，停止不了矢志奋斗者的脚步。

　　制种，曾经是制约杂交水稻推广的一大阻碍。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两年多的卧薪尝胆，袁隆平让最初一亩仅能生产５．５公斤杂交种子，一步飞跃到最高亩产１５０公斤。

　　１９７６年，杂交水稻率先在湖南大面积推广，进而推向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就推广了２０８万亩，全部增产２０％以上。按每亩增产６０公斤计算，即增产１２．４８亿公斤。杂交水稻旋风在神州大地刮起。

　　从三系到两系跨越的关键时刻，南方遇到超常低温，两系不育系出现育性波动。袁隆平没有退却，从失败中另辟蹊径，终将杂交水稻培育成了可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全种植的水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无数次分析、总结，饱尝了“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苦辣酸甜，袁隆平愈挫愈勇；杂交水稻的伟大成就，让我们看到在失败和挫折中崛起的辉煌。

　　奉 献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要心底无私，他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将自己的智慧毫无保留地付出

　　培育杂交水稻，从袁隆平一个人的梦想，变成一个科研小组的奋斗目标，再扩大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关大协作，到组建一个机构健全的研究中心，最后被纳入国家的“８６３”计划……这个过程，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也见证了一位科学家的无私与高尚。

　　１９７１年３月下旬，正当“野败”的Ｆ１代“子女”抽穗的时候，湖南、广东、广西……来自１３个盛市、自治区的１８个科研单位５０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齐聚三亚。

　　此时，一道科研之外的“难题”摆在袁隆平的面前。是将“野败”这一最新实验材料封闭起来关门研究，还是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协作攻关呢？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已经凝结了他的很多心血，“野败”的出现无疑是天赐良机，他可以让自己成为这项研究“唯一”的功臣。但是袁隆平还是选择了后者。他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各地来的科技人员报告了他们的最新发现，慷慨无私地把辛勤培育的“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让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实验。

　　白天，他在试验田里示范技术操作；晚上，他在驻地开辟教室，架起黑板，给各地技术人员办起杂交水稻研究速成班，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奉献给大家。

　　他的无私，换来的是冲天的热情和干劲。短短１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００多名科研人员，使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回交转育，极大地加速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

　　其后，在长达３０多年的南繁育种岁月里，袁隆平始终坚持这样讲课或座谈。培养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杂交水稻技术人员。他在科研事业中，没有门户之见，从来都是搞“五湖四海”，这让很多人从中受益。

　　对于一项科研事业，掌握最新的研究资料非常重要。袁隆平每次从国外带回的资料都是复印成三份，一份留在杂交水稻中心，一份提供给全国协作组，另一份则让来中心访问的科技人员无偿参阅。

　　令人感佩的胸怀、令人赞叹的研究，为他赢得了各地科研人员发自内心的敬重。从此，他也在大家的瞩目中担当起中国杂交水稻研究总设计师和最高学术领头人的重任。时至今日，每每听到别人对他的赞美，袁隆平依然会有些羞涩，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觉得，杂交水稻并非他一个人的成绩，而是整个团队的成就。

　　袁隆平，他把自己奉献给了杂交水稻事业；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了研究同行；他把杂交水稻奉献给了中国人民，也奉献给了全世界。

　　无农不稳，有粮则安。袁隆平“为了让更多人吃饱饭”的愿景，终将成真。

1976 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华国锋分别向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他们隔离审查。21时，华国锋、叶剑英在怀仁堂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机关。22时，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华国锋、叶剑英在会上就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重大意义作了讲话，到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完全同意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处置。会议还将这些情况报给不在北京的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1977年：恢复高考

1978年3月，31岁的插队知青老鬼脱去山西大同机械厂的工作服，揣着北京大学新闻系77级的入学通知书踏上北上的列车。这位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被录取的大学生。

　　1977年12月，我国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570万名年龄介于13岁到37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录取人数为27万。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国计划招生的人数恰是３０年前参加高考的人数——570万，这场维系中国几代人命运的考试，于不经意间走了一个轮回。

　　相比老鬼的“圆梦”初衷，高中老师张世河则笑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1977年，28岁的张世河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在民办小学教课的微薄收入连孩子的奶粉都难以供给。恢复高考的信息是从妻子做鞋样的报纸上得来的，这位做梦都想有个“公办”身份的山村教师趁着清冷的月明儿连夜赶到县城，搭上了1977年高考报名的“末班车”。

　　张世河脚上的“状元”鞋无声地丈量着备考的时光。妻子拿家里最厚实的鞋底为丈夫做了一双“状元”鞋，希望这双用红墨水浸过的鞋子能为丈夫带来好运。无数个冬夜里，张世河穿着这双红棉鞋，在不足6平方米的陋室里，画了一个又一个圈，最终他如愿成了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

　　1987年，恢复高考的第10个年头，张世河的女儿张春凤走进高考考场。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本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张春凤，却在报考志愿栏里填下学费和生活费“全包”的军事院校。为此，这个坚强的女孩偷偷地哭了一个晚上。如今已是北京一家公司副总经理的张春凤回忆当年的高考，感慨万千：“高考改变的不仅是我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对人生的态度。”

　　1997年中国迎来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陈步根也迎来了“定夺人生”的高考时刻。在恢复高考20年后的考场上，这位来自福州的男孩挥汗如雨，在微微发潮的考卷上书写前程。如今在一家外企做设计师的陈步根说，接到北京印刷学院的入学通知书的那天，他骑着单车一路狂奔，正在变声的嗓子把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1997》吼得“七零八落”。

　　当千禧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绍兴男孩陈敏正在做高考前的紧张复习。新推出的“3＋Ｘ”科目考试方案让成绩优异的陈敏心里直打鼓，为了熟悉这种崭新的考试模式，陈敏买来大堆参考资料刻苦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他被浙江大学法学系录取。2003年，香港高校首次在内地招生，勤奋上进的陈敏向香港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陈敏如今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供职，他坦言，他的人生从走进高考考场的那一刻起开始“峰回路转”。

　　……

　　在恢复高考的30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高校录取率从1977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56.85%。

　　一串让人无法忘却的名字。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作家刘震云、网络英才张朝阳……数十年前参加高考的考生如今已成了各界领军人物。

　　30年回忆，30年征程。随着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倡导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中国高考制度将在一次次的改革中逐步完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22日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指出了毛泽东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的失调的要求。三中全会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问题。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三中全会起，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被迫对越南侵略者发起自卫反击战。

越南黎笋集团上台后，出于其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野心，在他人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不断进行武装侵犯和挑衅，并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严重地危害和破坏我国的现代化和边境的安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

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起至3月16日止，我边防部队攻克了越南谅山、高平、老街3个省会和17个县市，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零10个团，击毙越军3.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给了越南侵略者以严厉的教训和惩罚。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江集团进行审判

1981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池等因已死去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外，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对主犯江青、张春桥原判如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江集团的审判是从1980年11月20日开始的。

1981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港台知名人士傅朝枢时，首次公开提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

　　邓小平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以采取独特的模式，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武装统一，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中共十分愿意、十分赞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国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希望台湾的领导人眼界放宽点、看远点。统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1982年：中共中央将计划生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　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中央将计划生育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