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秦的空间

1960年的7月中旬，莫斯科突然通知北京，苏联技术人员将在9月初全部撤退。按照中国公布的数据，共有1390名专家撤离，343项合同被撕毁，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被取消。

“依靠自己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中共宣布。他们给苏共写了一份通知书，并在结尾部分说：真理是不能用钱买的。

至此，中苏矛盾公开化了。

实际上，中苏分歧并不是从60年开始的。1950年，斯大林就很不高兴，因为毛泽东一定要打破之前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鉴于当时东西对抗的国际环境，斯大林只能勉强同意了。但他认为，毛泽东是个完全不听话的人。

不过，苏联从朝鲜战争中，看到了中国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诚意。中美的冷战僵局也让苏联感到放心。此后，中苏同盟才算真正开始，直到1957年，都是中苏关系的最好时间。

在这段时期，苏联给了中国经济、技术、科教、文化、管理、武器装备等各个方面帮助。特别是输出给中国核技术——一这在国际关系史上还从未有过。

但是，到了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毛泽东就不再愿意做苏联的学生了。他的这一倾向，挑战着苏联的领导权。“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毛，我就知道并告诉我的同志们，毛绝不会顺从……”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

中国的一些举动在明显地扩大这个分歧，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苏联看来，中国的“大跃进”搞得不科学，但他们没有发表过多的见解。但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他们开始公开反对。苏联引用自己失败的例子，暗示中共也无法成功。赫鲁晓夫通过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毛的个人威望。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骂道，当年苏共提倡人民公社的人就是“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

在赫鲁晓夫的眼里，毛泽东历来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他认为毛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并不能说他的胜利是某种奇迹，而只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歪曲”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因为胜利的取得没有靠无产阶级。”

这是1959年的春天，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大跃进”上的失败，人民公社也正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

那时，中共正在召开庐山会议。当苏联的批评被递到庐山，交到了毛的手上时，他勃然大怒。毛泽东号称要向赫鲁晓夫宣战，也要向所有怀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宣战。“我就不信别人搞不成的东西我也搞不成”，“马克思主义在哪，在东方，在中国”。他说。

不久，中苏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也加剧了。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共未事先通知苏联，就炮击金门。这既引起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也让希望缓和国际局势的苏联不满。

二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苏联宣布说，在中印双方间会采取中立立场。那时，印度刚被从美国的怀抱里拉出来，苏联担心中国又把它推回美国的怀抱。在苏联看来，中国处理得不够冷静。

中共对苏联的中立表态非常不满，认为本质上是在反对中国，偏袒印度。这一点上，苏联没有让步。该年2月，苏共在给中共的口头通知中说，北京的做法是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这使双方的立场固定起来，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一。

1959年8月，中共党刊《红旗》开始发难。《红旗》攻击说，“一些人认识不清楚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抱着这样那样的幻想。”它指的是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在对付“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对抗还是妥协，双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赫鲁晓夫可以在同等的外交地位上与艾森豪威尔会见。但就美国的承认和联合国席位来说，显然中国还不具备同样威望与地位。

在随后的9月，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为中国庆祝建政10周年的大日子。不过，他依然坚持着与帝国主义和平相处的态度。这是坚持“革命”、通过武力与西方抗衡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泽东则想说服他，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讨论是友好的，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关于无线电台。苏联同意给中国一些建无线电台的资金，但是要以在中国设立潜艇基地作为交换。毛泽东坚定地拒绝了，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占了上风。

1960年9月，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中苏之间便只剩下些工作关系。当年9月30日至10月22日，26国共产党的代表齐集莫斯科。在两次集会上，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毛和金日成是唯一缺席的集团领导人。最终，赫鲁晓夫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赫鲁晓夫将争论个人化，他严厉到反对毛的个人领导地位，这就给对抗加上一个额外因素，至少在四年后，他下台之前，排除了任何和解的可能。

1960年后，中苏间在核武、中印边界、中苏领土问题等多个方面存在不和。从对意识形态异端、政治上的背叛和两国的国家利益等等的相互指责，一直上升到中苏间的领土问题。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威胁要重新讨论整个领土问题。

苏联将这些话视为中国“扩张主义”的证明。随后几年，中苏边境上的军队一加再加。

1964年4月，周恩来去了趟莫斯科，看看赫鲁晓夫的下台是否能够改善关系。但正如北京所预料的，赫鲁晓夫的同志们依然维持着强硬的路线。一直到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随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安全战略，走上了联美抗苏之路。

日本投降，二次大战正式结束，英国曾允诺过战后给予印度独立。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两年的同一天，英国女王兼印度皇帝委任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正式承认印度独立。印度，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正式脱落，从英印时代进入尼赫鲁时代，这位圣雄甘地的追随者从独立那天起就任总理，直到去世。

再过两年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亚洲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

一个南亚最大国，一个东亚最大国，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曾经互相萌生出难兄难弟的亲密感觉。当年有个很流行的说法，中文叫做“中印人民是兄弟”；用印地语说，叫“印地一秦尼巴伊巴伊”。

五十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发扬，离不开中印的共同倡导。1953年，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对于存有边界争议的两国来说，无疑为和平解决问题提供了友好前提。两年后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将“五项原则”首次写入正式国际文件。

周恩来与尼赫鲁随后发表联合声明，再次重申这一国与国相处的准则，两国总理被视为这一国际外交运动的主要创始人。

世事难以逆料，六十年代，因为英国殖民统治遗留下的边界问题，五项原则的两个首倡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中国称这场战争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叫做瓦弄之战。

中国有14个邻国，陆地边界线长达2万多公里，除没有外交关系的不丹之外，历经60载努力，2008年底与其它12个国家全部完成陆地边界勘界工作。只有中印两国边界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两国边界线不旦尚未正式划定，并在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属上存有争议，成为制约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问题还得追溯到享利·麦克马洪，这位英印外交官，陆军中校可能想不到，他1914年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即所谓“印藏分界线”，在48年后把两个国家卷入战争。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印政府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由中国、英印和西藏政府参与的会议，旨在解决所谓三边关系。

麦克马洪作为英印谈判代表，充分发挥“高超”的外交手腕，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秘密换文，私自划定“印藏边界”的“红线”，将藏南9万平方公里地区，划入印度界内；并将“红线”混入三方会议谈判的《西姆拉条约》草案附图，骗取中方代表陈贻范草签。

陈贻范草签后，请示北京，随后中国政府与中方代表均拒绝正式签署，认为西藏是中国一部分，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草签的《西姆拉条约》、签署《英藏声明》及《英藏通商条约》为非法。陈贻范发布声明：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之任何英藏间条约、协议均为无效，西姆拉会议随即流产。

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麦克马洪线。1946年至1947年，中国政府曾向英国驻华大使递交四份抗议照会，印度独立前，英国把责任推给印度临时政府，中国政府又于1947年2月再次向印度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认为，中印边界应以“地理原则”划分，所谓“地理原则”即指以分水岭或山脊等鲜明的地理特征为界的原则，也称为“分水岭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边界是可以“先天决定”，因而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中印边界，就是“人所共知和确定了的界线”，无须进行谈判。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致信周恩来，首次明确提出“麦克马洪线”可视为中印边界线，这封信说，“印度的边界是几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解决了的”。

周恩来早在同年1月就致电尼赫鲁：“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观点是，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从实际情况看，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分歧。周主张通过签订边界条约或协定，彻底解决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才算正式划定边界。但是，两国政府和人民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在长期和平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

不过，印度却不接受中国观点，到1953年左右，印度步步推进，基本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广大地区。在中印边界中段，印度政府1954年后同样采取了新的推进政策。1960年以后，印度出台前进政策，在西段设立了43个据点，有些据点甚至设置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双方哨所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1962年开始，前进政策扩大到东段，头六个月，在麦克马洪线即建立24个哨所。

两国间的小股武装冲突50年代末已经不断，1959年8月，印度在塔格拉山脊东南端克节朗河与娘江曲汇合处的兼则马尼建立了一个哨所，与中国巡逻队有所接触。印度向中国抗议：“中国武装巡逻队在兼则马尼地方侵犯了印度边境”，“印度保安部队奉有指示，将抵抗侵越者，并可为此目的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武力”。根据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没有标出塔格拉山和兼则民尼，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中说，印度发给军队的地图上，塔格拉山脊和克节朗河都注明在麦克马洪线以北。

中国批驳了印方的抗议，并认为印方用武力阻止中国巡逻队进入已在当地造成极为危险的局势。9月份，印度保证在所有这些地区保持现状，但在1959年10月，3名印军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扣押，随后60多名印军与中国巡逻队发生战斗，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冲突发生后，印度大多数报刊的头版用大标题刊登了印度外交部的抗议公报。《政治家报》说：“中国人屠杀拉达克的印度巡逻队”；《印度斯坦时报》则报道：“中国军队在拉达克打死十七人，侵入印度领土四十英里”；《印度斯坦时报》的标题是：“拉达克地区发生新的侵略”。

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尚在联合国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印度动用所有外交力量，拉上很多国家要求台湾在中印边界冲突上谴责北京的暴行，台湾却坚决不予合作，一直保持沉默。

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国方面也在11月份作出维持现状的承诺。为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把印度对兼则马尼的占领视作“现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把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中国部队撤出，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1962年边界战争爆发为止。

1962年6月，印军在兼则马尼以西，克节朗河南岸扯冬再次建立新的名为多拉的哨所，破坏了维持现状的承诺，中国只得作出反应，9月份恢复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巡逻。印度政府指责中国军队“侵入印度领土”，9月9日，印度国防部制定“里窝那”军事行动计划，决意以武力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赶出去。9月20日，印军袭击克节朗河择绕桥南端的一个中国哨所，造成中国军人一死一伤，迫使中国军队退到克节朗河北岸，中国军队为避免事态扩大而未还击，克节朗河再度成为双方实际控制线。

二十天之后，印军又越过克节朗河，进入到尺东地区，双方军队在这里发生了激烈冲突。事后，尼赫鲁政府态度强硬，不但坚持麦克马洪线合法有效，而且认为该线可以按“地理原则”进行单方面的修改，并可以用武力驱逐该线以北的中国军队。

事已至此，双方的大规模冲突已不可避免，中国决定发起边境反击站，10月20日，为时一个月的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此后8天的战斗是为第一阶段，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展开。战争进行到第四天时，中国政府即要求停止冲突、重启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但印度全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已无法遏制，不愿接受停战建议，宣布印北处于“紧急状态”，并大力增兵。中国同时从内地增兵入藏，11月18日发起第二阶段的反击战，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据点，东段南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

这次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胜利者以和平友好的高姿态很快宣布撤军，把缴获的物资和抓获俘虏归还对方，并退回到原来位置。英国记者马克思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这样写道：在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社科院的退休教授王学泰回忆自己在北师院的生活时写道：“‘三年困难灾害’时期，人们自愿削减粮食定量，与国家共度时艰。作为大学生，首当其冲，我减到34斤。……1962年底倡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初“学习雷锋运动”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现在人们以为 “学雷锋”就是“做好事”，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学雷锋的目的是学好毛著，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理论学习后，是联系实际。大家认识到原来 “吃喝玩乐”风是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同学们提高了认识，痛哭流涕。“开心斋”（宿舍雅号）原住民主动把室名改为“赤心斋”。这一字之易，马上成为典型，人们赞叹不已。

那是1963年的中国，雷锋已经因交通事故去世几个月，突然之间，全国人民知道了《雷锋日记》，在国防部长林彪的带领下，全军、全党、全民开始学雷锋。那一年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一段艰难的经济调整期。

当时的中央领导层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分为两种意见，一方面是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为代表，认为要反思大跃进，并且实事求是地通过制订详细的经济计划，降低重工业的权重，发展轻工业，为广大民众提供消费品，同时以农业为基础，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他们认为，之前通过运动式的公社来发展农业，是必须得到纠正的。此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隐隐有了信仰危机，这个危机甚至弥漫到了军队。

与刘少奇等人不同的是，毛泽东不赞成农业的非集体化，认为还是得通过动员和大规模经营，农业才有发展，并成为重工业的支撑，让中国尽快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他并不认为大跃进有非常大的问题，而主要归咎于苏联的撒手和恶劣的天气造成的农业减产。此时，毛泽东的支持者包括了他的妻子江青、一些地方官员、重工业部门的官员、掌管情报系统的康生、他的秘书陈伯达，而其中最重要的人则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的林彪。

面对全国范围的信仰动摇，林彪当机立断，首先在军队里面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时，曾经采取措施学习苏联军队的管理办法，试图把官兵均以农民为主的解放军改造成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为此引进了苏军的条令和军衔制度，从制服到训练都苏式化了。但这时恰逢“中苏论争”的前奏，彭也下台了，过去那套不要了。林彪反其道而行，他借军队政治化完全扭转了彭德怀的做法，提倡“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要求在军队管理和军事训练中“政治挂帅”。这些手段有效地重新凝聚了经历过经济困难的官兵对毛的政治效忠，消除了“大跃进”失败对军队心理的负面影响。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后，压倒一切的头号任务就是稳定军心。他提出“四个第一”的原则，大兴三八作风。他搜集了毛泽东过去30年的谈话和演讲，编成《毛主席语录》，成为军队研读和讨论的必备教材，在全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运动。他反复强调的观点就是：任何时候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前进；任何时候背离了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失败就倒退。而宣传和倡导的核心思想则是自我牺牲、自力更生，以及维系革命动力不泄气和不断斗争的勇气。

但是，林彪也意识到，光是学习理论是不够的，他同时还要选取几个政治“典型模范人物”作为向社会广泛宣传的范本。历史学家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中写道：”1963年初，林彪在军中发起群众运动，强调为党牺牲服务的基本价值，进一步推动军中意识形态的教化工作。这场运动以一名叫雷锋的青年战士的生活为运动主轴，因为雷锋为了国家而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人们在他身后发现了一本《雷锋日记》，内容记载着雷锋呼吁军人应该为革命、国家、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毫无保留地效忠毛主席。”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湖南人，算是毛泽东的老乡。1960年参军，编入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同年11月加入中共，次年任班长，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 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同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

据后来逐渐还原的事实来看，雷锋不仅是一个被树立出来的楷模，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丰富生活情调的普通人。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歌、散文和小说，喜欢穿好看的衣服。从后来逐渐披露出来的雷锋遗物中，不仅有他缝补过三层的袜子，也有很多当年的“高消费”和“奢侈品”，比如料子服、皮夹克、鸽子表。雷锋入伍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小有积蓄。他还爱照相，爱摆“POSE”。

这一切，与多年来营造的雷锋形象大不相同，在一般人印象中，雷锋艰苦朴素，苦大仇深，爱憎分明，小资产阶级生活从不搭界，是一部做好事的机器。1963年那年，树立起来的军队政治模范还包括“南京路上好八连”。

与树立典型形象相配合，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64年的研制原子弹成功，也成功提升了军队的形象，稳定了民心。林彪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来加强军队和党之间的联系，首先，他迅速增加了军队中的党员人数，然后将大军区的领导人塞进了六个中央局，在这些大跃进之后成立的重要部门中，林彪的人马占据了五个书记的席位，同时，超过一半省的党委书记进入军区领导班子，成了政委。

军队在1963年变成了“又红又专”的典型，那年11月，毛泽东号召人民“向人民解放军学习”。1965年，林彪甚至取消了军队中的所有军衔，以体现这个组织的先进性——他最先实现了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念。此后，人民解放军还完全接管了公安，并通过扩建基层民兵队伍来扩大军队的影响力，林彪地位的急速上升，再加上江青等人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中国政坛的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也为之后的文革悄悄买下了伏笔。

随着形势的发展，雷锋的形象也并未静止。雷锋一直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图腾，以致有人说“雷锋精神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到了文革时期，口号变成了“学习雷锋，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以批修整风为纲深入学雷锋”。文革过后，口号又变成“学雷锋，把‘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纠正过来，把破坏革命传统，破坏社会风气的污泥浊水扫除干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碑”。

毛泽东的威望，从遵义会议之后便迅速及于全党。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数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样的检阅活动，在60年代中期以前，也不过一年两次。毛泽东也不曾想到，他居然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中，八次站到了城楼之上，接受人群潮水般的欢呼。

这一年是1966年。

天安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成为国徽之上的象征物，也变身为人民接触领袖的唯一场所。动辄百万人涌进天安门广场，奋力伸着手臂，似乎百米开外的城楼之上，慈祥而威严的领袖能够在蚁群般的人潮中，看见渺小的自己。似乎只要伸出手臂，大声呼喊，领袖的光辉就如同阳光般温暖了自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引发的红色狂飙。

在对《海瑞罢官》逐级批判之后，毛认为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非但没有贯彻自己的意图，反而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张目。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严厉地说，解放之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

这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5月16日，毛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撤销了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

这个史称“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掀起了史无前列的一场浩劫。故事虽然是从《海瑞罢官》而起，但毛泽东说过，“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时候，谁罢谁的官已经不重要了。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对这个新生政权而言，毛或许是想使其更加巩固，却不料想这次革命与他以往的革命经验全然相悖。

从进入北京城起，毛泽东就认定知识分子是这个新生国家里最难治理的人群。几乎每年一次的运动，也没让他对知识分子有哪怕一点点的放心。这在后来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运动，越是整知识分子，毛就越觉得知识分子对政权有怨气，就继续整，由此遂一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远超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认识。他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部队中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动了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整箱整箱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印刷厂的流水线上，被送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最白最薄的字典纸，最灿然发亮的封塑书皮，最快的运输速度，最令人温暖的精神食粮。阅读这些著作已经成为一种庄严的政治仪式。

毛在文革中被极大地神化，正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政治前提。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个学生在5月29日秘密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初，北大附中，矿院附中、二十五中等几个学校的学生竞相仿效。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这个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中南海的高大围墙里，注视着外面发生的一切，从人身安全上看，他们被中央警卫局保卫得水泄不通。这些红卫兵们所要保卫的，是毛主席和眼前这个红色政权。在毛主席看来，资产阶级的敌人无处不在——甚至那戒备森严的高大红墙里，也不例外。

这些中学生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极其简单，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却又暗合了其实质，他们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说在7月27日大字报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谁的反？当然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以及红卫兵，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政权已经旁落，认为资产阶级敌人其实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8月1日，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5日，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出现在了中南海大院里——这个具有六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政治心脏。

人潮像洪水一样涌向北京，就向百川归海，波澜壮阔。8月14日，《人民日报》在平日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刊头位置，套红刊出了两条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头版套红大字标题刊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解放军报》的评论说，公报的每一个字，都是金子铸成的。

报纸上登着各地人民抢购毛主席语录的照片，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王府井书店门口，伸直了手臂，似乎要将高大的异域身躯，完全匍匐拜倒在那堆积如山的红色语录前。毛是世界人民的金太阳，他不仅照亮了中国，还照亮了其他四分之三的黑暗世界。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在一个月前，刚刚在武汉横渡长江。那个硕大的身躯在快艇上检阅水中人流的景象，让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了信赖感和皈依感。

8月18日，清晨5时。第一缕晨曦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红墙上投射过来。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少见地穿上了绿色军装，帽徽领章闪耀着红色光芒，缓缓地从天安门城楼中间的门洞出来。领袖缓步走上了金水桥，他的对面，是一片炫目的红旗之海，百万之众的红卫兵，在这里汇聚成红色巨浪，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翻腾不止。

毛泽东跟前排的人群象征性的握手之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响起，震耳欲聋。毛泽东回到金水桥上，用帽子再次向他的人民挥手致意，随后进入门洞。金水桥上的毛，和他百万之众的红卫兵，一起开创了一个在他们看来亘古难有的伟大时代。当天七时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一起创造了四个伟大的词汇加诸于毛。“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成为日后人们称呼毛之前必须冠之的副词。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师大附属女中的一个学生把一个红卫兵臂章，颤颤巍巍地戴在了毛泽东的左臂之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女孩子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这位随即改名“宋要武”的红卫兵，其实早就见过毛泽东，她是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在毛泽东鼓励她“要武”之前，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孩子，在8月5日带头将北师大女中副校长卞仲耘殴打致死。

8月19日的《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主席与百万红卫兵在一起。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这天的报道中，排名第七。《人民日报》前后刊登了四十多幅活动的照片，排名二十四位的江青出现好几次，但却没有一张照片里有刘少奇的脸——这已经不重要了，自从8月5日那张大字报出现之后，这两个主席——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孰为轻重已经不言自明。

宋要武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告：“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此后，几乎全国人名中含“文”字的，都改为“武”字。连副校长惨死的中学也改名红色要武中学。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

文化大革命以这样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开始，他终结于1976年。那一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之后，在天安门的南端给他建造了纪念堂，遗体经过处理后，供后人凭吊。在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和文革之间的关系有如下评价：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

毛泽东逝世两个月不到，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集团被粉碎。四人帮的被捕意味着文革十年内乱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