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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的剖析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吴英案的始末：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10年1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吴英所借资金究竟系用于正常经营活动，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将成为判决的关键。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

   很多人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集资诈骗。理由是吴英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非法集资。

   第一，在案证据证实，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煤和石油生意、炒期货赚钱、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理由，如在向林卫平、杨志昴、杨卫江、龚益峰等人集资时，虚构合作投资广州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在向杨卫陵等人集资时，虚构炒铜期货赚了大钱，等等。但实际上，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纯属子虚乌有，炒期货亏损近5000万元。

  第二，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买断东阳至义乌道路两边的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集团各公司宣传广告；支付保证金后，一次性签订大额购房协议、高调参与大宗地块竞拍，制造轰动效应，但事后又不购房、购地，分文不付；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或随意送人，在公众面前制造暴富假象，蒙骗集资对象及他们的下线。

   第三，一旦有中间人拉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第四，到集资诈骗后期，为了应付挤满本色概念酒店的讨债人和继续集资诈骗，吴英还伪造了4900万元假的工商银行汇票和私刻了两枚广发银行业务专用章。

吴英事件令人叹息，从本质上来说这一事件仍然反映了民间金融运行的困境。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该不断改进“疏”与“堵”的策略。

一方面，政府应该“堵”住诈骗性的非法集资。这就要求更明确对非法集资作出法律上的界定，设计出合理的评判标准、应对机制。
　　近几年非法集资的蔓延，有几方面的基本动因：一是法律概念的模糊，现行法规文件对非法集资的概念界定并不严格，即使是纯粹诈骗活动，政府也往往只在出问题时才严查；二是监管缺位，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非法集资的监管权从央行转到银监会，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落实，产生了一定的监管真空；三是近年来民间金融逐渐得以正名，各地方对民间金融活动开始放松，而各种非法集资也“借此东风”重新流行；四是中小民营企业普遍的融资困境，导致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求助非法集资以获得金融支持；五是金融市场的落后和居民理财工具的匮乏，使人们容易被非法集资中的高额回报承诺所吸引。

可见，非法集资在当前有复杂化的趋势。要“堵”住非法集资，政府可能首先需要更慎重地考察民间融资的性质。如在吴英事件中，按照目前披露的信息，还难以简单归纳出就是出于诈骗的目的，也有人认为吴英只是向高利贷者借款。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疏”的是合理的民间金融活动。最重要的是疏通管理理念，政府应该从“管制”转为“监管”。简单说，在游戏规则不清的情况下，政府什么都想管，等于什么都管不好。不如先制定好规则，政府只管违反规则行为。事实上，“民间金融”一词本身仍带有浓重的旧体制色彩。只有当所有经济主体、金融资源都纳入统一的游戏规则中时，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才能建立起来。

还有，要疏通民间的间接融资渠道。今年银监会开始促进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这将引发重要的金融结构变迁，并为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体系发展创造机构基础。实际上，中国需要大量的这类机构，来满足不同层次、规模、地域的资金供求均衡。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实际上还需更大力度。

再就是要疏通民间直接融资渠道。民间直接融资，往往与私人自发的金融创新活动结合在一起，也是金融深化的核心动力。私募基金走向阳光已指日可待，其他如债券、产权交易市场等也应进一步开放。通过引导支持民间直接金融创新，使大量过剩的民间资金更易找到用武之地。
    或许是以26岁的年龄一夜暴富的故事太离奇，吴英事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即便是同期亿霖木业集资诈骗16亿元的恶性事件，也未转移走公众对吴英的注意力。许多人认为，她的倒下与选择错误的时机高调出场有关此前数天，国务院刚刚批准成立由18个部门参加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不过更多人认为，这种不明来路的暴富神话破灭只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