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秦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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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朝鲜战争

1950年，一位中国棉纺厂女工写道：同志们！为了粉碎美国强盗的侵略，好建设我们美好的将来，你们在反侵略战场上不怕流血，我们在工厂生产中更应该不怕流汗，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将献出所有的力量！

那一年的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和中国相继介入。这一场战争，一直到今天为止，印迹仍深。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秘密会见了金日成。不过，看上去即将到来的战争并未给毛泽东造成困扰。他似乎只是把它视为一个小插曲，并且认为将以金日成的胜利而告终。

从年初开始，中国的领导者们就有缩减军费的想法，希望以此支持他们的经济复兴计划。6月初，政府下达了让150万武装人员复员的命令——在此之前，共产党的军队已征服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国土。

“人民解放军将从战争状态进入正规建军时期，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必须复员一部分人员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以帮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决定》中计划。

同一个月，第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主题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发言说。

这年初，共产党还在刻意收缩自己的活动范围。但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这是一场建立在各种误判上的战争。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声称：这场战争是金日成的主意。斯大林起初非常谨慎，后来之所以接受这个计划，是因为他被说服，认为事情轻易即可成功。

但是，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中共攻占大陆等事件的背景下，美国将金日成的动作解读为：共产主义毫无餍足。他们想到，若韩国陷落，则会对一水之隔的日本带来灾害性的冲击。杜鲁门决定，必须加以反制，以阻挡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

那一天，朝鲜夏天的雨季刚开始，大雨滂沱。它们的大炮摆开四十英里的阵势，突然同时轰鸣起来，喷出一片又一片的火焰。军号一响，步兵就突过边界线，朝着目标进发。

7个小时后，华盛顿得到消息。2天之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7天之后，美国参战。

在联合国，当美国提出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时，苏联没有行使手中的否决权。事实上，苏联为了抗议红色中国未能取得中国代表权，已经杯葛安理会有数月之久。

8月25日，周恩来照会联合国：中国绝不会坐视不救。不过，杜鲁门认为，周的表态多半是“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挟，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麦克阿瑟也判定说，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很低。

10月20日，美军攻陷平壤。麦克阿瑟满以为大功告成，他在平壤大声叫喊：“没有什么大人物来迎接我吗？金某人在哪里？”

但此时，毛泽东已在满洲集结了85万人。20天前，毛泽东发出了一道可能参战的密令，他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深为在意。他判断说，他们正围绕着中国布下长蛇阵型，北起南朝鲜，止于越南。

现在，毛泽东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12万人潜伏在鸭绿江之南了。他们每天晚上不动声色地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在黎明之前，就已躲进北朝鲜岩石嶙峋的山里。

11月，中美交火。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后，中国军队陷入了困境。尽管如此，中国军队还是给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从此认为，中国是一个应予重视的军事强国。

“虽然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的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说，“身穿厚棉制服的中国苦力，用难以置信的秘密行动嵌入到敌人阵地的周围，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

“但是，中国军队原始的交通运输系统，牵制了战术的灵活性。弹药不能维持，其结果就成了战术上的自杀。”

双方僵持到1953年7月27日，战争结束。南北朝鲜再次以三八线划界，看上去回到了原点，但朝鲜的分裂状态再一次被固化了。

对于中国来讲，朝鲜战争的影响至今未能消除。原本，在1950年年初，杜鲁门正打算修改他的亚洲政策。他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岛上的国民党人的力量。“没有谁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杜鲁门说，“一旦发生这种进攻，首先起来抵抗的”，应当是“这些遭到攻击的人。”

那时，美国正为红色覆盖了大陆而沮丧。杜鲁门想要鼓励中国向南斯拉夫学习——和莫斯科站得远一点，他甚至考虑过承认这个新的政权。朝鲜战争使这一切都变了样，从此，中美关系成了冷战在亚洲的样本。

战争开始后，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日益高涨。那一阵，社会学教师若是不大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反共的狂热分子会得到最高的讲演费。甚至，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他们对马克思的看法。

最受益的是苏联人。中美间的冲突，彻底打消了斯大林对毛泽东“铁托主义”倾向的顾虑。

“朝鲜战争……长时期地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和美国统治集团走向勾结的道路，并且迫使中国的领导人扩大同苏联的合作。”苏联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写道。

“苏联是个死亡贩子，躲在幕后贩卖军火，还连本带利地索还债务。”多年后一位中国官员向日本人抱怨。1950年以后，中国向苏联借了13.4亿美元，其中半数的债务花费在朝鲜战场。中国这一次的战争费用高达100亿美元。

1950年建军节时，中国还对苏联大加赞扬，但一年后就不再歌颂他们了。中苏间的罅隙变成一块暗伤隐藏了下来。

不过，客观上，中共也还是有一些收获。在国内，借助“抗美援朝”的战争动员，人民群众更进一步被组织起来。

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在撰写慰问信、赶制慰问袋，捐出自己的点心钱，甚至是夫妻的订婚礼物。《人民日报》告诉大家：牺牲了的烈士们永垂不朽，活着的英雄们将永远胜利。所有人都应该向这些气壮山河的钢铁战士们学习。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又勾连起对屈辱岁月的记忆，爱国主义热潮让大家再次回到“民族”二字的旗帜下。

共产党在大陆的政权更坚固了。但是，这种偶然的“副产品”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实惠。毛泽东失去了挥师台湾的机会——美国第七舰队至今威慑着台湾海峡。从此，中国将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长达20年之久。

而中国的国内学者却认为，朝鲜战争以中国的勇敢而著称，中苏同盟保证了至少不败的结局。中国，守卫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大门。

 




1951 镇反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万6100多人，其中87万3600余人被判死刑。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共立足未稳。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频繁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电厂和电话线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从国民党军转变为土匪的武装势力，甚至频频纠集人马，进攻正在被共产党改造的县城。1950年3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 这份报告还显示，新近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并非绝对拥有一些地方的统治权。“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其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

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都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中共政权。 毛泽东当时从苏联回国不久，正在休养期间。在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的召集下，1950年3月16日，党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运动开始了。　　
　

清剿的对象通称“敌特党团分子”，包括国民党的军队与地方干部、特务、三青团及会道门的头头。这些为数不少的人被认为是破坏新政权建设的主要势力。警察和干部开始通过走访和查阅资料，让民众检举和揭发这些坏人，迫使他们最好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以便确认后出手。

北京市委当时的报告说，从解放军进城以来到报告之时，北京市逮捕、集训和登记的敌特党团分子已达6900余名。 但与北京相比，南方的情况显得更加严重。山东登记在册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道会门头子、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等五种人员，就达到13万7599名。浙江登记数字也超过11万人。这些人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指示当地要严厉打击这些人。“反革命分子”遂在当时，成为共产党的最大敌人。

与刘少奇和地方大员着急镇压反革命的态度不同，毛泽东不认为镇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他虽然同意“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他认为当前工作的重心是让财政与经济情况好转。 但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干部认为，这影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有家人丧生的民众——对新政权的信任，而且也导致反革命分子对新政权的进攻行为有增无减。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7月23日联合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毛泽东的态度在3个月之后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完全改变。彼时在台北复行视事的蒋介石，把朝鲜战争视作国民党东山再起的一个机会。大陆死心塌跟随蒋介石的一些五类分子也开始憧憬能够动摇这个红色政权的根基，哪怕只是局部和细微的动摇。于是镇反的力度有必要加大。

中共中央10月8日决定出兵朝鲜，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这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

此后，各地报上来的数字节节攀升。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夜，北京又一举逮捕了1050人。3月13日夜，重庆市共抓捕4270人。4月10日夜，南京抓捕1200余人。上海在4月27日大逮捕中又抓了8359人。

1951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毛泽东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此后，“镇反”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从1978年开始，中共对建国以来，包括“镇反扩大化”在内的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约300万名中国共产党干部被平反，其中47万人被恢复党籍。

 

1953 统购统销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旧中国的经济躯体上，同时承担着“心脏”和“肺”的作用。她一方面把中国广大腹地的产品吸收过来，再分配出去。另一方面，也从国际进口中国必须的商品，再发配到全国各地城市乡村集镇的店铺，“洋火”，“洋油”，“洋布”，“洋面”。

但是从1949年到1953年，先是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继而因朝鲜战争而引发的国际禁运。这颗中国经济的心脏，几乎停摆了4年。

《华东贸易部一九四九年工作总结》记载：“截至1949年底，半年多的进出口总额约相当于上海解放前一个月的进出口总量”。从1949年上海解放到1961年恢复长期进口，其中仅1954年进口77万公斤，1955年进口了3000余万公斤大米。其他时间，中国的粮食，几乎只能依靠自己解决。

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实际上，1949年以后，随着和平的到来与土改的渐次完成，粮食产量确实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

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既不能进口，又征购不到更多的粮食，城市粮食供给告急，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自然将引起物价飞涨。这是刚刚稳定城市经济形势的新生政权不能接受的。

在1953年的粮食会议上，负责粮食工作的陈云表示：“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

1953年12月，中央政府最终下定决心，对粮食实施统购统销。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农村的粮食只能卖给政府，而所有的粮食销售，也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

粮食统购统销实在是1950年代中国大变局中最重要的一环。政府需要提高自己的动员能力，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要求有更多粮食以支撑快速成长的工业人口。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

尽管各地都有农民抵制征购的事件发生，但总体上，统购统销没有引起大的波折。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由于羡慕城市人口却能得到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开始有了往城市流动的愿望。而随之出现的粮食压力，导致政府只能开始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

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或介绍者，不得擅自去农村招收工人。虽然此时统购统销正在酝酿，但城市粮食供应压力已很大了。

1954年3月，内务部与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重申对农民向城市流动与迁徙的限制。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再次强调不得从农村私自招工。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这一系列政策的终点，终于指向了一直持续至今的户口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58年1月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除了详细规定公民应进行各项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外，其中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以法律形式把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也是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关于户籍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是依据这一条例开展的。从此，中国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直到今天这一条例仍是我国户籍方面的现行法规。

而在农村，因为统购的需要，零散农户的一对一征购实在是成本太高。1954年，刚刚推行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春天，也是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高潮，几个月中就使合作社增长6倍，到下半年时合作社总数已是上年度的32倍，也是当年计划发展数的10倍，绝对数达到48万个。

随着合作社的大幅增长，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农民出卖、宰杀牲畜，有些农户要求退社，合作社被迫解散的事不断发生。鉴于这种情况，1955年春中共中央采取反冒进的做法。但不久毛泽东同志对这种紧缩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是右倾。

毛泽东说：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粮食的统购统销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随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糖，烟，酒，自行车，铁锅，涉及人们生活的一切用品都被纳入了计划体制，实施统购统销。这一体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进而引发了当时改革的最大举措与争论：价格双轨制——为了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于是就有了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制”，也于是就有了“倒爷”，有了“价格闯关”。

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开始由政策调整逐步走向制度终结。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到终结，恰恰是它发挥正面作用到不合时宜的过程，从这一制度上来看，共和国的步履清晰可辨。

1954 五四宪法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出席的1197名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投票表决：赞成1197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以全票赞成的结果诞生。七天后依照这部宪法的规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这样评价这部宪法，“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直到1954年才产生其第一部宪法，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存在着宪政空白。在五四宪法诞生之前，1949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发挥着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作用。

1952年，作为当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第一届政协任期届满，政府面临两种选择，尽快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或者召开《共同纲领》中规定时机成熟即应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起初决定先召开二届政协，随后再召开一届人大并制定宪法。但1952年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时，受毛泽东委托，向斯大林通报这一决定后，收到了不同意见。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认为制宪条件已经具备。24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全国政协提议开始起草宪法，政协接受了该提议，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等33人，包括了当时大陆所有的政治党派。列名其中的还有曾参加过1912年天坛宪法草案和1921年曹锟宪法起草工作的民主人士沈钧儒。

此后，中央又成立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四人：毛泽东、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后三者当时是毛的秘书。1953年12月27日，宪法起草小组集中到杭州西湖第一名园——刘庄，正式开展工作。

宪法起草小组的四人边学习世界法律文明上的诸多案例，边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给他们开出了参考书单，包括了苏联、东欧、法德以及中国过往的宪法文本。据参与五四宪法制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成美回忆，参与起草的田家英“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看完后就喝酒，第二天早上就向我提出这本教材的好处和不足之处，能提出许多令人吃惊的意见。”

1954年2月，宪法起草小组制成第二稿，发回北京供中央政治局讨论，3月初在讨论的结果上由宪法起草小组制成第四稿，带回北京。此后非中共党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被邀请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并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在讨论广度上和五四宪法相比。据有关人士的统计，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参与，提出的意见有138万多条。据参与宪法起草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回忆，宪法草案公布的时候正好是6月，很多地方都被洪水淹没，地方党委就组织群众在防洪大堤上开小组会讨论，场面相当感人。在洪水冲垮道路后，各地就用飞机大包大包地运材料。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宪法充满真诚而热切的期盼。

五四宪法分为五大部分：序言、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这一体例在1972、1978、1982三次制订宪法的过程中都被完全继承，甚至其中的大部分词句，如“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都从未发生过改动。很多宪法学者将后三次宪法视作对五四宪法的修订，而非全新的宪法。

五四宪法设立了国家主席一职，取代之前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称，“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人大委员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毛泽东还提出设国家副主席，并坚持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写入宪法。

此次宪法制订后，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色彩趋于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据当时为宪法起草小组做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1918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主席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900余字的宪法序言，从此成为中国宪法的一大特点。

五四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国家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充满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色彩，本质上仍旧是过渡时期宪法。毛泽东自己对宪法的评价也是“要管15年”，并提出要经常修改宪法。

此后，经过文革等政治风波后，五四宪法的精髓仍旧得以保留，成为支撑这个国家存在的法律基石。沿用至今的1982宪法也同样是在它的基础上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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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十大元帅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满足实际作战指挥的需要，党中央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度。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

54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而各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们，在授衔过程中，或为这份难得的荣誉感慨万千，或高风亮节地提出让衔，也有人为此流下了眼泪……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当元帅？哪些人能做将军？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毕竟，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次的“论功行赏”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谈何容易！连毛泽东都说：“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还有一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平衡、排队”的任务，就落到了总干部部头上，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而从最后结果来看，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的作用：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得知自己被评为元帅后，叶剑英马上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可惜啊，如果叶挺在，新四军就出了两个元帅。”陈毅的应答则多了分风趣：“如果叶挺在的话，我们就有两个叶元帅。”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合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

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参考因素

除了“平衡山头”、时任职务、资历、业绩等因素外，这些将领们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对他们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

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焘一边。用萧克自己话说是“站错了队”。这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因素之一。参加了《萧克回忆录》的编撰工作的周炳钦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他名列榜首。也许这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实价值，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1955年将帅评衔的具体工作中，负责单位和领导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分干部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因为只有评得适当，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求意见。中央和军委领导也很关心、重视这项工作，及时听取汇报，及时指示。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1955年9月初，天津的一家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构成，上面绣着红色的国徽和银色的五角星，看上去威武庄严。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制的，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那时候，刘少奇、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政务工作，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解，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然而，在他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同干部的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街。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都拗不过他，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谈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上)》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谭震林丝毫没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对部下很体贴。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被评定为少将的钟伟。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还有，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并未违反党的规定，也不该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质疑或批判。只是相比较而言，让衔者当然更值得尊敬、佩服，甚至是敬仰。

就这样，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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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公私合营

1956年1月上旬，当《人民日报》还在告诫人们，不要为了加速改造而盲目合并企业时，北京却以电火行空的速度，在几天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紧接着，手工业也奇迹般地在1月11日、12日完成了合作化。人们开始兴高采烈地谈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1月15日，北京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大会。上海、武汉不甘后人，急起直追，也宣布将在几天内完成改造。

这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也采取了以往“运动”的常见方式，先是政治动员，部署。然后是召开大会，积极分子们纷纷上台表态，最后批评落后，大会在口号声中落幕。然后是敲锣打鼓，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完成。

当时的工商业者，广州市民主建国会的郭宏威回忆说：“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同志们纷纷上台表示：除自己企业无条件与行家一起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外，还以增资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实际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用房地产增资的共有111间，其中较多的有周宝芬同志61间；吴荣贵同志21间。用现金、公债、实物等增资的有黄长水、陈祖沛、周康年等 40位同志，增资金额达到1700多万元。较为突出的有陈祖沛同志将香港大成行资金港币10万元，机械设备折价港币23万元，并推动南星行资方现金港币 80万元；推动他岳父的投资款6.5万元，全部投入公私合营；周康年同志推动资方将广州和天津两企业的历年红利、股息、公债和现金26万元投入合营。”

与现在的国营企业，或者国有股份制企业不同，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运动，目标针对的实际是城市中小工商业。一方面，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发展出成规模的大型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完全依赖国家投资，早就已经是国营企业。但其实像瑞蚨祥布店，东来顺涮羊肉等等企业，建国60年的历史证明，国营的方式，经营效率并不高。

陈云对此也有所警惕，他在北京市宣告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之后的一次国务会议上说，“北京有个‘东来顺‘，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 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

1956年，仅用了最开始的一个月时间，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这场改造早已经进行多年，这一个月，是用敲锣打鼓和燃放鞭炮，为最后的资本主义送别。

当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这笔钱如不好好利用，就很可惜。开了这样的会，毛主席也讲了话，假如不利用这笔财产来好好经营，那就多此一举，没有意思。把财产‘共’过来，是要更好为国家服务，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广东地方工业少，广州是商业城市，共产过来，就要发展生产，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城市。”

事实上，从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城市工商业阶级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对城市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1956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在是建国以后一系列措施的必然结果。

国家既然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就要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在与国家做生意的过程中“占国家便宜”，更何况，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超额利润，本就是社会主义所不能接受的。

公私合营，再加上利用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对国营工业企业建设的强力支持， 到195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59％上升到63％，合作社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4％上升到5％，公私合营工业 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12％上升到 16％；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1954年的25％下降为16％。全国私营工业有3000余户转为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全国共有18万户私营商店转为公 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在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商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74％上升到82％。

同时，农村的公私合营也已经展开。1955年，以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右倾保守思想"为先导，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5年底，已有不少省、市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占全国总农户的 64.9%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高潮的到来，意味着有五亿人口的农村最终抛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就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使资产阶级更感到处境孤立，除去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出路。

1955年10月，毛泽东会见工商界代表时表示，“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被定义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过渡时期”，终于有了相对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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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五年计划
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早在1951年春开始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简称中财委）着手试编；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1952年8月，中财委编出“一五”计划轮廓草案；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同年，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根据中央指示，并参考苏联国家计委意见，对“一五”纲要又修改了一次；1954年4月，中央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开始全面编制工作。到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同年6月，中央对“一五”草案作了适当修改，建议由国务院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55年7月30日通过）。

　　为什么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开始实行2年之后才编制出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时指出，“这是由于我国资源缺乏调查，统计资料也很少，有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我们又没有编制长期计划的经验，建设工作的经验又很不够。而且，从国家的整个情况来说，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到1953年7月底才实现了停战。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个工业单位中的主要部分——第二批91个单位，也到1953年5月才确定。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过去两年，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长期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原苏联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规定：在5年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427．4亿元，占总支出55.8%；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占58.2%；农村水利占7.6%；交通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其余为1.1%。

　　5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由827．1亿元增加到1249．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8.3%，即平均每年增长14．7％，约70%为原有企业增产，约30%依靠新建企业。农业及副业总产值增长23.3%，即平均每年增长4．3％。具体指标为：到1957年，钢、原煤、粮食、棉花的产量分别达到412万吨、1．13亿吨、3856亿斤、3270万担。在上述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98亿元左右，1／3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半的私营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把一半以上的私营商业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

　　1956年，国家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实现。1953-1956年，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484.9亿元，其中对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151．5亿元，对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26．4亿元；1956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1639亿元，比1952年增长60％左右；工农业总产值为1252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为287．4亿元，均比1952年增长60％左右；工业总产值642亿元，农业总产值61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9．6％和4．8％；交通运输有明显增长，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1956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另据报纸报道，1957年我国社会总产值1606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388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4%，其中，工业总产值78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亿元；农业总产值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4.8%；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3.32亿元，比1952年增长229%；财政总收入310.2亿元；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3%；煤1.31亿吨，比1952 年增长98.5%；粮食1.9505亿吨，比1952年增长19%）